香港是個「迫city」──民政事務局於2006年以此為題，委託學者探討香港的建築和城巿規劃，港人如何在高密度和高速度之下，開拓眾多社區和社群，有如石隙生花。所謂香港文化與身份認同，何等詭譎多變，委實於有限的時間和空間「迫」出來的。
有怎樣的地方，就有怎樣的思維。香港因務實應急而起的寬容和開放，促成許多向外的交流與合作，催生出混雜的香港文化。薩義德（Edward Said）在《文化與帝國主義》說：「沒有一種文化是單獨和純粹的，全部都有雜種 （hybrid） 的成分。」這種世故的雜種觀或會造成不對稱、不平等的扭曲效果（比如書中所論的東方主義文化Orientalism），卻可以抵消文化的沙文主義、原教旨主義和排他主義，進而強調主體性，自在、自主，鼓勵解放和創新，還可以界定本我與他者的關係。
曾經歷三度本地化
話雖如此，香港文化與身份的建構，絕不是只借只偷，一味地進口，並非總向外，不求內。香港文化經歷三度的本土化：第一度，由1930年代粵語電影風行，遍布東南亞或北美的華僑社群。
第二度在1970年代開始，粵語流行曲偕電視連續劇風靡一時，許冠傑、羅文、甄妮、關正傑和鄭少秋等由英語或國語轉唱粵語歌，黃霑和鄭國江的歌詞彰顯了粵語的音樂感，也豐富了詞彙和表達，更抒發了本地人的情懷；直至1980年代新浪潮電影興起，許鞍華、徐克、嚴浩、方育平和譚家明等年輕海歸導演，師承西方的電影語言和手法，在創作上走進民間，針砭時弊。
時至今日，我們可見香港文化進入第三度本土化，香港電影在小巿場、低成本的困境下帶着鐐銬跳舞，《金雞》、《幻愛》、《狂舞派》和《點五步》等聚焦本地若干地區和社群，放大了因境而生的地貌人情；另一邊廂，所謂高雅文化的芭蕾舞與現代舞，乃至管弦樂和中樂，亦有歌頌本土文化的作品，紙媒和網媒也遍見以粵語入文的文章、詩詞和小說。
重新發掘再演繹
香港文化三度本土化，並不是回到西洋文化、國語文化來港之前，而是重新發掘、解放或演繹一些過去被壓抑和遮蔽的文化，包括開埠之前的廣東嶺南文化。同時，這是混雜化的創造過程，我們一直用進口替代來贏得發展。你的巿場流行什麼東西，你能做，我也試着做做看，學得更好了，賺了資金和巿場，再投資、再發展，再放本土趣味和創意進去，生生不息。最終成品是古今環扣的重寫本 （palimpsest），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翻譯。
翻譯在香港身份的形成，以至建設文化產業，非常重要。輸入與輸出文化，固然需要翻譯，但必須留心翻譯的在地性（situatedness）及語境（context）；比如把ravioli譯成「意大利雲吞」，除了速食速記，大概幫不了誰的胃口。透過翻譯，構造雜語（polyglossia）和跨文化能力，強化一個地方的轉化生態（translational ecology）。語言文化愈不可譯，愈需要譯；愈是不可通約的，愈要加倍探究，在面面壓力下別覓蹊徑，在重重夾縫裡開出新的森林。
● 陳嘉恩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及外語學院副院長兼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