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09-22] 愛滋病：誰打開了潘朵拉魔盒？（上） 放大圖片
肯尼亞是愛滋病高發區。圖為肯尼亞愛滋病孤兒院裏感染了愛滋病病毒的兒童，大多數患兒的愛滋病毒是從父母那裏遺傳得來。
●對於人類愛滋病的起源，科學界歷來存在多種說法。一年前，英國學者胡珀在他的新著中提出了全新觀點：愛滋病毒是五十年代末於非洲進行的小兒麻痺症疫苗試驗中，意外地從作為試驗品的黑猩猩身上傳播給人類的……
一九五九年，比屬剛果改革的潮流席捲非洲，脫離舊歐洲國家管治的運動逐漸加快步伐。剛果河扎伊爾北部城鎮斯坦利維爾（現稱基桑加尼）出現爭取自決的暴動，周圍一片混亂。剛果，一個位於赤道附近人們認識不多的陸洲上的一個鮮為人知的偏遠地方，正進行連串可能影響現在以至將來世界各地數百萬人生命的實驗和決定。
在歐洲和美國，人們的焦點落在當時最駭人聽聞的西方疾病——小兒麻痺症。這時小兒麻痺症病毒非常流行。它多半帶有輕微的類似感冒的症狀，但偶爾會入侵患者的脊髓，最終令患者癱瘓。然而，倘若小兒麻痺症病毒襲擊自然免疫系統未發育完全的兒童或青少年，及於較注重衛生的戰後西方國家肆虐，它是會產生極大的殺傷力。
專家組在非洲建立研究營
大規模爆發的小兒麻痺症令英國和美國數以萬計的兒童和青少年身體出現殘缺。大批兒童排隊等候注射疫苗。這個時候的美國充斥著戴上用以支承畸形體的金屬支架的青年人和帶著人工呼吸器的成年人，這番景象和今天愛滋病患者的情況相像。前美國總統羅斯福（第卅二任，一九三三至四五年）便一直受到這個問題困擾。人們害怕打開窗門，也不敢到游泳池，唯恐會染上小兒麻痺症這個流行病。
病毒學和人體免疫力學在這個時期因而發展迅速，但仍然是門科學家不全然理解的科學；在全球性及商業因素的推動下，科學家爭相開發和搶先註冊不光是更具成效、而且更加廉宜的小兒麻痺症疫苗。
部分科學家傾向選用靜止性小兒麻痺症注射疫苗，另一派則採用小兒麻痺症口服疫苗。由波蘭出生的美國病毒學家科普勞斯基博士（Dr.Hillary Koprowski）率領的一組科學家，則在一九五六年於扎伊爾首都金沙薩八公里外的森林建設林迪研究營。
才華洋溢而且鋼琴技藝精湛的科普勞斯基博士，是第一位開發出「活性」小兒麻痺症口服疫苗、並率先給人類服用的科學家。他當時向世人宣告，他即將研製成他稱為「CHAT」的新疫苗。在這種疫苗於西方註冊前，他就在數以十萬計的非洲人身上進行試驗。
究竟林迪營在五十年代末確實進行過什麼研究這個問題，至今仍然滿佈疑團。四十年過去了，科普勞斯基帶領的美國和比利時科學家小隊所進行過的研究和開發過的疫苗項目，就只有最基本的資料是得到完整記載。有關的小隊成員和製藥公司均承認，部分記錄已經遺失，他們的記憶亦已模糊不清。
小兒麻痺症疫苗受感染？
所知的是科普勞斯基和他的隊員帶了大批黑猩猩到林迪營，也知道這批白種科學家曾經把CHAT注入黑猩猩的脊髓進行安全測試。他們更加在注射疫苗到這批動物體內後，注入帶毒的小兒麻痺症病毒，以進行幼譬簕捸C
不過，倘若林迪營的科學家還秘密地，但也算合法地進行另一些實驗——不在猴子的細胞內培植疫苗，而是在不同類型的靈長目動物提取細胞中（用於生產疫苗的細胞培植基）進行疫苗培植，尤其是以黑猩猩的腎臟，結果又會如何？要是林迪營的科學家真的這樣做，部分被送往美國、歐洲或者非洲實驗室的CHAT疫苗，又是否有可能已受到部分黑猩猩體內與生俱來便帶有的愛滋病病毒感染呢？
一九五七至一九六零年間，操法語的非洲中部一直進行大規模CHAT疫苗試驗，這又是否有可能不知不覺地引發愛滋病病毒在這片土地上迅速擴散？簡言之，林迪營和西方醫生使用的實驗室是否就是有效傳播愛滋病的根源？愛滋病迄今已殺死逾三千五百萬人。
林迪營的其中三位成員：科普勞斯基、奧斯特里特（Paul Osterrieth)及普洛特金（Stanley Plotkin）均異口同聲說「沒有可能」。有份參與CHAT項目的每一位成員已經年邁，他們語氣堅定地直截了當否認曾經利用黑猩猩的腎臟製造疫苗。
如今可在林迪營找到的線索或蛛絲馬跡已經不多，這個庫爾圖瓦‧科普勞斯基試驗任務中心（Mission Courtois Koprowski Experimental Centre)已由開闢後的模樣迅速回復至森林面貌。這塊兩公頃的空地冷冷清清，幾乎到處雜草叢生，只能沿著一條狹窄的路徑走到該處，林迪營只剩下監督員的房屋幾塊破爛牆壁和頹垣敗瓦。當地的村民則在這裡開懇了一塊小土地，種植甜薯，並掘出該中心的奠基石。
英學者自費調查愛滋起源
不過，英國記者兼研究員胡珀（Edward Hooper）表示，他十分肯定愛滋病就是在這裡衍生出來。胡珀共花了九年時間，自掏十萬英鎊（一百廿萬港元）調查愛滋病這個全球流行病的起源，並在一九九零年提出一個假設，受感染的小兒麻痺症疫苗可能就是引致愛滋病流行的根源。
將近五十歲的胡珀，過去生活可謂多姿多彩，他曾在非洲流浪，為聯合國的食物援助計劃工作，有一段時間曾在英國廣播公司及《衛報》當記者，也是首個採訪遭愛滋病病毒蹂躪的社區的記者。
他曾深入思考和研究其他愛滋病來源的理論，但他卻全盤否定了。他進行了逾六百個訪問，在圖書館及資料庫中埋頭鑽研，也搜集了數百名證人的供詞，最後排列出早期愛滋病散播的最先時間。胡珀表示，他所有的研究均顯示受感染的小兒麻痺症疫苗就是罪魁禍首，而且肯定CHAT的試驗時間與首次出現愛滋病的時間是異常吻合。
他說，當他看得越多，就越加發覺一切發現都是支持他的假設。他曾經嘗試就每一點進行自我反駁，並一直繼續進行調查和研究，試圖找出他的假設的漏洞。他時時刻刻都充當著懷疑論者的角色，抽絲剝繭，他發現每一件都是真實的證據證明那些是無可辯駁的事情或連串事情。
訪問過所有當事人
他已訪問過所有有關人物，其中更兩次訪問科普勞斯基。他向科普勞斯基發出四十五條問題，但他從未回應過這些以書面形式發出的問題。胡珀指科普勞斯基的記憶常常有變。胡珀說，他對於科普勞斯基的行動所作的假設，都給予清楚闡述，他看不出科普勞斯基怎麼能夠肯定地說「沒有任何一批在非洲、比利時或他的實驗室內製成的CHAT疫苗是以黑猩猩的腎臟培植而成」。
胡珀去年出版了長達五十萬字的著作《The River》，人們稱之為史詩式的醫學偵探作品。該書嚴厲挑戰公認的愛滋病起源權威理論，即愛滋病是「自然轉移」的，即是當一頭黑猩猩被殺以作為肉食時、或於一頭黑猩猩抓傷其主人的情況下，自然傳染給人類。無論胡珀的發現是對是錯，都對「大科學」（Big Science，指需要大量投資的科學技術和研究）、西方利用非洲作為試驗性研究實驗中心及今天的科學表現如何等，提出了基本的道德與哲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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