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11-17] 「公民抗命」的背後

李　羽

　近期，有一些人多次組織、參與所謂「公民抗命」的遊行，大有「慷慨就義、爭做烈士」的樣子，其中有學生、有「民主派」人士，也有立法會議員。當然以立法會議員參加「抗命」遊行最令人心痛，無他，「知法犯法」是也。

　這幾次「抗命」遊行，打正的旗號都是「反對惡法」，亦即反對《公安條例》，焦點是反對條例中遊行集會須七天前知會警方的規定。

　事實上，包括釵h號稱民主自由的西方國家在內，集會、遊行、示威、抗議等均須事前申請，獲得批准或有關當局表示「不反對」後，方可正式付諸行動。由此可見，事前知會並沒有妨礙集會遊行的自由或人權。在「人」的社會，實質上不可能亦不應該有「為所欲為」的自由和人權。自由、民主、人權等，都是相對的，否則，就「天下大亂」。倘若人人都「為所欲為」、「想做就去做」，那與禽獸又有何差別？人所共知，某些動物經過訓練，還懂得要遵守一些規則呢！

　「抗命」遊行以「惡法」為賣點，當然可以迷惑一些市民，因為一般人均有「善、惡」觀念，先貼上「惡」的標籤，這叫做「惡人先告狀」。筆者在他報看到一段約二百字的小議論，題目則十分醒目：《所謂「惡法」乃惡人的感受》，論者指出，「惡法」云云是「倒果為因的說法」，某些人「只強調《公安條例》『惡』的一面，而忽略維護社會秩序『善』的一面」。此論雖短雖淺，卻屬真知灼見。除了來來去去那幾個「示威專業戶」及小批「民主派」人士之外，從公眾利益出發，《公安條例》維護社會秩序，保持香港穩定，提供一個促進經濟繁榮的良好環境，根本是「善法」，只有「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士（即那位論者所指的「惡人」）才會感到《公安條例》是「惡法」。的的確確，對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市民而言，《公安條例》善莫大焉，何「惡」之有？

　在最近一次的「抗命」遊行中，有參加並帶頭的立法會議員表示，他們故意不提前七天向警方知會是次遊行，因為工人有時遇到遣散、欠薪等情形，要隨時發起集會抗議行動，不能等待七天，所以反對《公安條例》。此說似是而非。工人被遣散或欠薪受不合理、不公平待遇，除了集會示威，還有其他途徑可討回公道，例如向勞工處求助、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甚或申請法律援助，又或者向報界投訴。坦白說，示威、抗議、遊行之類反而是下策。試問：有多少勞資糾紛純粹靠示威遊行獲得解決？示威遊行，恐怕只是讓那少數幾個來「幫忙」的發起人大出風頭而已，工人真正得益，還得透過勞工處介入進行談判，甚至要以法律手段解決。

　說回這次「抗命」遊行，根本並無突發的勞資糾紛要處理。換言之，根本不急，為何亦要違反法例，進行所謂「公民抗命」，是否想成名做「烈士」呢？身為立法會議員，知法犯法，能不令人心痛乎？

　政府已多次申明，本港《公安條例》的有關規定，實際上比釵h西方國家及《人權公約》的規定更寬鬆。如此這般，為何還是有人稱之為「惡法」？為何還是有人故意不守法進行「公民抗命」？答案只有一條，就是：有人想搞亂香港，渾水摸魚，不但個人「揚名立萬」，還可以向某方面「請央v，獲得各種利益。除此之外，豈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