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04-18] 德國教授的「中國情」
他就站在我的面前，臉上有釵h老人斑，背微微有些駝，走路已經步履蹣間C這是歲月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記，但是看得出他年輕時是個高挑、英俊、運動型的人。站在他身邊的老太太身材瘦削，臉色蒼白，說話時有點氣喘，顯然是大病初癒，然而她的神態舉止卻依然透出幾分昔日的風韻。
這是一對典型的日耳曼老人，高鼻碧眼，家裏收拾得一塵不染。但是，當他們用上海方言說出「黃包車」、「霞飛路」等這些今天早已不存在的事物名稱的時候，當他們用略顯顫抖的手向我展示一件件三十年代的上海工藝品的時候，時空距離在我面前變得模糊了，我彷彿一下子被拉回到三十年代的上海，那個在我出生前很久就已聞名全球的遠東明珠。
老先生有一個已用了六十多年的中文名字——費理勒。為方便起見，下面我們就這樣稱呼他，並把他相伴六十多年的妻子稱為費太太。這是兩個富有傳奇經歷，對中國、對上海懷有特殊感情的德國老人：三十年代，他們曾經在人生最燦爛的年華來到這片遠東的土地，伴隨中國經歷了抗戰初期最為艱難困苦的幾年；在這裏，這顆當年遠東明珠的熠熠生輝……快六十年了，他們再也沒有回過中國，然而他們卻始終熱切地關注著這裏的一切；在他們的內心與中國之間有著一條割不斷的紐帶。
費理勒這樣描繪中國對他們的影響：「中國塑造了我們。」他的太太則說得更富有詩意：「六十年了，在我們心中，中國一直是一個美麗的童話。」……
一九三六年六月的一天，一艘國際客輪緩緩駛進吳淞口。六月的太陽曬在身上，已讓人覺得有一點火辣辣的。客輪的甲板上站滿了各種不同膚色的旅客，此刻正以興奮的心情等待一睹這個遠東最大城市的英姿。人群中有一對金髮碧眼的日耳曼男女青年，只見女的正親昵地挽著男青年的胳膊，興奮中還藏著幾分情意綿綿。這就是費理勒和他那新婚才兩個月的妻子。那一年，費理勒二十六歲，恰是風華正茂的年齡，此行係受德國文化部委派，赴上海國立同濟大學工學院擔任教授。他是同行七名德國教授中最年輕的一個，也是當時同濟德國教授中最年輕的一個。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國立同濟大學稱得上是一顆熠熠生輝的明珠。它的前身是德國人寶隆在一九○七年五月創辦的「同濟德國醫學堂」。在此之前，這位德國海軍醫生已於一八九九年在上海買下一塊地皮，建立了一家醫院，命之為「同濟醫院」。新創辦的「同濟德國醫學堂」就是這家醫院的附屬學府。一九○九年寶隆去世後，「同濟醫院」易名為「寶隆醫院」（即今天的「長征醫院」），「同濟德國醫學堂」也增加了工科，幾經易名後成為同濟大學，由德國人主辦，實行清一色德國教育。一九二七年，在當時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具有留德背景的蔡元培的支持下，同濟大學改為「國立同濟大學」，隸屬中國教育部，但仍實行德國式教育。當時，除校級領導外，同濟大學的院、系主任大都由德國人擔任，各系德國教授的比例也與中國教授旗鼓相當（中國教授則多為留德博士）。一九三六年以前，同濟的德國教授多由校方直接聘用；一九三六年，德國政府派出第一批官派教授赴同濟任教，當時稱「帝國教授」，合同期為十八年，費理勒就是其中的一個。六十一年後的今天，費太太這樣回憶說：「一九三六年四月我們結婚時，我的丈夫已被選中擔任『帝國教授』，所以到中國去可以說是我們的一次蜜月旅行。」（「不了的中國情」之一）
邱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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