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08-01] 蔡元培延聘梁漱溟之實
裴毅然
有蒙古血統的梁漱溟先生十九歲，一九一一年畢業於北京「順天高等學堂」，全部學校教育到此結束，儘管實際程度達到大學預科，可按正規名目畢竟只是高中學歷。
一九一六年，梁漱溟撰寫《究元決疑論》一文，闡述佛教出世思想，發表於上海的《東方雜誌》，六、七、八月三期連載，引起蔡元培注意，延聘為北大講師，講授「印度哲學」。以中學生資格躍登學界首府講席，一時議論聳動。原本僅為司法部小秘書的梁漱溟，從此躋身於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周作人、高一涵、陶孟和等著名學者之列。亦因邁上這一台階，梁漱溟隨之登上中國學術與政治舞台。近讀《梁漱溟自述》，方知具體延聘過程更為精彩，亦更具意義。
識英才於未顯
一九一六年的一天，蔡元培在校長室約見文科學長陳獨秀與梁漱溟，正式提出請梁氏擔任印度哲學課程。年僅二十三歲的梁漱溟戰戰兢兢地說不曾懂得什麼印度哲學，且印度宗派那麼多，自己只是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要教印度哲學，實在是沒得什麼可教。不料蔡校長答道：「你不懂印度哲學，但又有哪一個人真懂呢？誰亦不過知道一星半點，橫豎都差不多。我們尋不到人，就是你來吧！」見梁漱溟仍不敢應允，蔡校長又說：「你不是喜歡哲學嗎？我也喜好哲學，我們還有一些喜好哲學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來一同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是當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共同學習好了。」誠懇如斯，梁漱溟只有應承下來。（《梁漱溟自述》第三百九十三頁，漓江出版社）
振興中華，人才第一，可多年來，人才似乎並不見刷刷冒出來。究其底裏，問題恐怕還是出在最為難辦的關鍵點上，即人才的確認上。而所謂確認之難，症結又出在我們人性那一敏感的弱點上——不服氣。已被證實的才華由於置放明處，自然毋須多評多論。可問題是如何及時發現還在泥土中的幼芽？識英才於未顯，助幼芽於初露，這才是一道必須解破的社會難題。
一個人的成長乃是各種因素綜合之果，客觀催化的重要作用自不待言。如果蔡元培當年不能如此誠納，以五旬學長之尊，拜迎一位尚在成長中的青年，梁漱溟能否成長為一代學者，至少是一個大問號。
氣度兼容並包
此外，面面俱到的人才衡量標準，也影響了目下對人才的選識。梁漱溟回憶道：「他或者感覺到我富於研究興趣，算個好學深思的人，放在大學裏總是好的。」（三百九十四頁）
可見，蔡元培識拔梁漱溟只看重於他的「好學深思」，認定梁氏具備成為學者的潛質，故而大膽擢用。而現在動不動就是成果，還要具體量化，講究論文發表的級別……人文學科原本出人才極難，權威刊物就那麼幾家，全國又有不少中老年知名學者「佔領陣地」，加上目前普遍的低薪制，青年才俊能抵擋窗外的誘惑堅持崗位已屬難能，要成為全面過關的「人才」，實在有點望不到頭矣！
梁漱溟還談到蔡校長的氣度：「他對於我講的印度哲學、中國文化等等自亦頗感興味，不存成見。這就是一種氣度。這一氣度完全由他富於哲學興趣相應而俱來的。換言之，若胸懷意識太偏於實用，或有獨斷固執脾氣的人，便不會如此了。這氣度為大學校長所必要的；老實說，這於一個為政於國的人有時亦同屬必要吧！」（第三百九十五頁）氣度是由學識決定的，蔡元培的哲學功底幫助他撐大了胸懷，真正做到了「兼容並包」。
還有一個必須更正的事實：四十年代初四川新聞界有好事者為增加戲劇性，稱梁漱溟曾投考北大而不得錄用，後竟轉為教授，此乃謠傳。梁漱溟在《紀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明確予以駁斥，並特別聲明受聘為講師而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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