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09-27] 飲茶聊天：小說的存在理由
顏純鉤
最近和一位學者聊天，提起內地一位作家的作品，他說這部小說寫得不錯，可惜他寫的是歷史，不是小說。
恰好正讀艾曉明編的《小說的智慧》，讀到昆德拉對歷史與小說的關係的四項原則，更覺得這個問題真有好好討論的必要。
反映歷史的進程，反映時代生活的本質，這些往往是小說家追求的目標。不過，如果將反映歷史放在第一位，小說所要達到的效果就打了折扣。反過來，只要用心將小說的優勢發揮到極致，歷史的風貌也就隱藏在小說之中了。
昆德拉說：「小說唯一的存在理由就是去說唯有小說才能說出的話。」這句話初聽似乎有點玄，細想一下，道理也很簡單。小說不是散文，也不是傳奇故事，更不是論文，小說主要是「考察存在之謎」，是呈現人的存在處境，並叩問生命的實質的一種形式。
昆德拉的四原則是：「首先，所有的歷史情況我都以最簡練的手段來處理。」
「第二個原則，在若干歷史情況中，我只保留那些可以為我的人物創造一個具有揭示性存在境遇的情況。」
「第三個原則，歷史編年史寫的是社會歷史，而不是人的歷史。」
而第四個原則是：「歷史情況不僅必須為小說中的人物創造一個新的存在境況，而且歷史本身也必須作為一種存在境況來理解和分析。」
四項原則其實指向同一種目標，即歷史只是小說的背景，而不必一定是小說的內容。小說寫的是人，是人的存在，人雖然活在歷史中，歷史也是人創造的，但歷史只是人的行為後果，小說關心的卻是人的內心。
中國當代作家不少致力於寫重大題材，革命的壯闊進程、政治運動的起伏波瀾，氣魄恢宏，人物眾多，情節曲折，雖然也有不少佳作，但真正傑出的並不太多。主在原因恐怕就是，他們致力於寫歷史，而忘記小說本身的力量。
現代文學著名作家中，也不少都是致力於寫歷史的，在他們那個時代，也的確發揮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只是隔了一段時間看起來，他們的小說人物都被他們營造的歷史「境況」淹沒了。他們的人物承載了歷史，而不是以歷史為舞台，搬演自己的生命，反而像沈從文、汪曾祺這一類不動聲色、不著痕跡的作家，寫的大都是表面上看不見「歷史」的小說，而在他們的人物身上，卻隱隱浮現歷史的顏色。在張愛玲那些寫得最好的小說裏（她也有一些寫得差的小說），也是這樣將人的存在放在首位，就像昆德拉說的「貼著人物來寫」，因此曹七巧、長安、長白、葛薇龍等等這些人物都活靈活現，而他們的時代（也就是歷史）也在他們生命的影子裏被組織了起來。其實，要真的了解歷史，我們寧肯去讀歷史著作，因為即使小說把歷史表現得十分徹底了，小說仍不可能全面代替歷史。歷史是一種宏觀描述，而小說恰恰是具體而微的，恰恰不可「大寫意」，要精雕細琢，要深入人心的陰暗角落，小說既代替不了歷史，那就不如老老實實寫好小說，「貼近人物去寫」，而讓歷史留在它自己的地方，有多少就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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