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1-20] 舞台再現的痛苦記憶 放大圖片
《寡婦村》的舞台藝術構思是在逼真的環境下，塑造出某種集體記憶。圖為排練場面之一。
盧偉力
香港演藝學院的《寡婦村》演出最後一場那天，我執意地去看。
我看到台上逼真的立體構成的土地和溪水，我看到手無寸鐵的婦女在面對軍人暴力威脅下沉默但有力的抗爭，我看到發生在一九七三年智利軍事政變後一個民族集體痛苦記憶的普遍性。
導演鄧力安（Alex Taylor）是很有悲憫情懷的人。我去年看他導演的《Bent》，講的是納粹時期德國同性戀者在屈辱和虐待下，勇於面對生命、情愛和自己，感覺很震撼。
這次的《寡婦村》，演員亦非常努力，能夠把智利流亡學者作家多夫曼（Ariel Dorfman）劇本裏的情節力量發揮出來。
多夫曼要處理的題材其實很簡單：人民在高壓之下如何有尊嚴地抗爭。當村裏所有男人都「失蹤」了，只留下老弱婦孺，在河岸日復一日地「等待」他們回來，這是現實的鬥爭，是用「等待」來具體呈現集體的意志。在這等待過程中，不同的婦女，有著不同性格，或許會有摩擦，但最後，她們竟能在高壓下凝聚為一團咆哮的怒火，視死如歸地迎向隨時向她們發射的槍。
導演的構思很清楚，他要在極度逼真的環境中，塑造某種魔幻的集體記憶。於是那條間或漂流出面目模糊男人的河，成為象徵——只要我們仍然守住這方土地，時間的河就會為我們送來一個又一個曾被虐死的靈魂，使我們記著曾經發生的軍事高壓。
或許由於導演是專門教授聲音課程的吧，有幾場戲他刻意安排一眾寡婦在集體呼喚。當婦女們呼喚他們的丈夫、兒子、情人、父親時，此起彼伏中，有多種層次的聲響，而其中飾演主角老婦人的余玉華同學，以渾厚有力的中低音蓋過了全場，彷彿協奏曲的處理，很是深刻。
或許是由於文化差異吧，在一般的生活層面的表演段落，顯得有點生硬。如何表達南美人的奔放感，但又不至於誇張而失去真實感，正是這個戲的一大考驗。
記憶對於暴力的受害人是痛苦的，不過，有時我們是需要把記憶留住，好使我們更能面對現實，走向未來。
在舞台上呈現痛苦的記憶，好讓人們更好地面對歷史，這是戲劇的其中一種魅力。這亦正正是為什麼在愈來愈商業化的大都市，我們仍然守住那一方文藝土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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