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2-04] 國破山河在，書成學脈傳

——《一代儒哲牟宗三》讀後　　　　　李超然

　吳宓先生主編的《一代儒哲牟宗三》一書（經要文化出版有限公司，香港，二○○一年版），由第一輯《自述篇》、第二輯《教澤行誼篇》、第三輯《紀念篇》組成。

　其《自述篇》節錄了牟氏的《五十自述》的精要部分，配以相關的一系列歷史圖片，對其前半生作了「生命的、哲理的展示」。《五十自述》本為牟氏「知命」之作，著重記述了一個出身山東農家的落拓狂儒，在充滿動盪、苦難的時代到處漂泊，邊求食（乃至寄食朋友）邊求學謀道的身心歷程。

　雖然原書早已拜讀，今重讀其精錄於此書之首篇，再與其後兩篇聯繫，自然有更新更深的感受。所謂「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這漫長的四十九年之艱苦磨練，打下了其後半生幾乎同樣漫長的近四十年之幸福收穫的深厚根基。

　其《教澤行誼篇》，就是紀念牟氏自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之後，至九五年以八十七歲高齡病逝之前的近四十年間，其在台灣、香港的大學從事教學著述乃至遠赴檀香山、韓國講學交流的巨大成就與影響。拜讀此篇，深感天道好還，而於牟氏尤有厚待。雖然牟氏等海外新儒家曾經常為中華文化的飄零而慨嘆，但正是只有那幾十年間的香港、台灣，才可以為牟氏等人提供一片非常合適的土壤空間，使其得以靈根自植，並且成長為花果滿枝、遍灑台港及海外的參天巨樹。牟氏之所以能由潦倒大半生的文化人，轉而一飛沖天地大躍變為八、九十年代國際知名的中國哲學家、思想家，除了其個人的長期天才奮鬥的主觀因素外，適逢其會的海外相對穩定的特殊客觀環境因素，也起了極為重要的外部作用。

　其《紀念篇》載錄了台灣的治喪委員會主辦公祭及追思會、牟氏墓園照片和悼文、碑文，香港新亞研究所等聯合舉辦的隆重追悼會的照片和同事友好、學生、親屬的悼文，以及牟氏故鄉山東棲霞市所建的「牟宗三先生紀念館」的一系列圖片、簡介。讀罷此篇，更令我感到牟氏一生最後而又是最大的幸運，就在於死得其時。首先，既能在當年的台灣得以極盡哀榮：有最高當局署發的《褒揚令》、又有盛大公祭追思會和隆重的禮葬，如果是今天陳水扁當權的環境下，牟氏就未必能享此禮遇了。其次，還能同時得到香港學界的隆重追悼會以及大陸故鄉山東的回應——建立了「牟宗三先生紀念館」。牟氏可謂身葬台灣，神留香港而魂歸故里。環顧與其同時流亡海外的新儒家，有誰能在兩岸三地同獲此哀榮之殊遇呢？透過此書，不僅可以看到牟氏個人的非常獨特的命運際遇，也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新儒家乃至整個當代中國文化的十分曲折離奇的命運走向。

　當然，是篇所收錄牟氏故舊及子弟、親屬的幾篇紀念文章，有些提法只是個人見解，並非公論，不無可以商榷討論之處。例如，有人既引用顏回讚孔聖人的話：「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以頌牟氏（一百八十一頁），又說牟氏「不是聖賢」（一百九十一頁），還更具體地引用孔子所說：「不得中行與之，也必（按：應為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從而將他界定為「狂狷形態的人」（一百八十九頁）。此說不單曲解了孔子的原意，也有違牟氏「墓表」文稱其為「性情高狂，才品俊逸」之全體弟子公論（一百六十八頁）。眾所周知，孔子原話是把「狂」與「狷」作為「中行」之下的兩種相反的人格形態（參見楊伯峻《論語譯注》一百四十一頁，中華書局，一九八○年）。設若能有機地調合「狂」與「狷」於一身，則應為聖人型的「中行」。否則，不是偏於「狂」型，就是偏於「狷」型。牟氏一生應界定為「狂者進取」之成功典型。

　意長紙短，聊吟一絕，以作本文之結：

　山高水長依然在，國破家分半紀年。學脈書成傳四海，遊魂從此歸故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