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6-26] 唐納與《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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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創辦時同仁合影，前排左四為唐納。

．任嘉堯．

　《人民政協報》刊載一文涉及我的熟人馬季良（唐納）的生平，與筆者了解的事實不盡符合。我與唐納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時兩度共事，一九八八年春出訪巴黎，曾與唐納兩次相敘，其後又函件往返。唐納謝世後，夫人陳潤瓊（安娜）從巴黎來滬，也從旁協助編修《馬季良（唐納）文集》一書。玆謹就我所知道的唐納撰寫此文，以匡正視聽。

　唐納，是馬季良的筆名，一九一四年出生蘇州，比我年長五歲，也是大同鄉。他愛好文藝，喜看電影、話劇，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時，中英文俱佳，也是一位籃球健將，身手矯健。在求學時，寫影評、劇評，在《晨報》、《申報》上刊載，有相當知名度，參加夏衍主持的影評人小組，他加入電通影業公司，擔任編劇和演員，並主編《電影畫報》。

　唐納抗戰期間去了武漢，擔任外事記者，認識了英國駐華大使寇爾。曾回上海一次，其時孤島出版的《文匯報》掛上洋旗，卻被英籍發行人出賣，該發行人接受敵偽重金，擬使《文匯報》為敵偽宣傳服務。《文匯報》創辦人嚴寶禮通過李子寬（原《大公報》上海分館經理）深識唐納，想據英國法律以三分之一以上的股權，向英國大使寇爾申請吊銷了登記執照，保持了《文匯報》的民族氣節。

《文匯報》總編避難香港

　一九四六年五月，唐納應嚴寶禮的邀請，出任《文匯報》的總編輯，原《時事新報》記者夏其言、麥少楣也一起加入。當時，我在《文匯報》擔任中英文秘書，是第一次和唐納共事。

　一九四七年五月，《文匯報》因支持愛國學生運動及正確報道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實況，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查封停刊。女記者麥少楣被「中統」特務非法逮捕坐了黑牢，唐納、孟秋江等人的名字也上了黑名單，唐納不得不去香港避難。

　《文匯報》不接受國民黨的無理要求，斷絕了在上海復刊的打算。於是，香港《文匯報》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誕生。嚴寶禮早先曾到香港辦妥報紙登記事務，仍返回上海留守，一俟解放有日，當設法早日復刊。香港版事務主要由總主筆徐鑄成和總編輯馬季良負責。創刊之初，報館設在荷李活道三十號，樓下是印報車間，二樓是排字房，三樓是管理部和編輯部。當年的編輯部，編輯、記者、校對不過二十來人，除了香港有寓所的外，大都住在雲咸街三十六號二樓的兩間租借的集體宿舍裡，臨街的一間小房，是徐鑄成和馬季良對榻相居。

　我們十來個年輕人，都睡在二十來平方米的大間裡，一排排帆布床，像海輪的統艙一樣。記得同住的還有蔣文傑、唐君放、戚家柱、石美浩（石方禹）、朱近予、張瑤、小汪等，有的是日班，有的是夜班，時間交叉，安之若素。徐主管的是社論。馬季良總攬編輯部業務，分稿、審稿、看大樣、清樣，最繁重的還是要瀏覽許多外國通訊社的英文電訊稿，選擇有用的交翻譯譯成中文，再核對譯文予以編發。白天，他還要到中環與潘漢年、夏衍相敘，在聰明人咖啡室飲中午茶，交流情況。

駐聯合國特派記者

　那些日子，解放戰爭捷報頻傳，我們從上海去的同事興高釆烈，準備「青春做伴好回鄉」之際。誰知道，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唐納提出要離開香港到美國去，擔任《文匯報》駐聯合國的特派記者。我們好不訝異，回上海不是更好嗎？可是，唐納心頭有難以言宣的疙瘩：「解放戰爭勝利，實現了我的願望。你們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他私下告訴一位年輕編輯：「為了那位已離異而去的女郎（指江青，編者按），我如回去，難保有命。」我們報社同仁還和他合影留念，祝賀他一帆風順，諸事如意。

　從此一別，好幾十年，也沒有通過信。只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期，風聞他的知交夏其言老兄說：「唐納和安娜（陳潤瓊）在巴黎結婚了。」當時，海外關係是一大罪狀，我不能去電去函祝賀，只是心頭自白：有情人終成眷屬。

　直到一九八八年春，我有機緣出訪法國，作巴黎之行，與唐納兩度深談，真想不到，就是這一年的秋天，他一病不起，竟成永訣。終年七十四歲。

　唐納是一位愛國文化人，報壇前輩。他與陳潤瓊的女兒，他取中文名為馬憶華。我們在下一年的唐納追思會和母女見過面。唐納生前希望憶華學針灸，她如今也是一位有經驗的醫師了。　　摘自《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