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9-27] 副刊釆風．寰宇視野　李敦白：懺悔「文革」第一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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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和漢基國際學校學生

蘇　雨

　李敦白，美國人，當年是美國史丹福大學高材生，四十年代在華以美軍身份加入中國共產黨，然後跟著共產黨從延安到北京，後來是毛澤東選集英文版定稿人之一。在「文革」癲狂般特殊年代，狂熱的他沒有能夠遠離中國的政治糾紛，紅極一時卻被當作「國際間諜」被捕入獄，長達十六年。

「愛得不夠聰明，但卻很深」

　「我從未真的想要待在中國—」李敦白說。然而他卻因此在中國展開了一場長達三十五年的政治冒險、背叛、愛、絕望與失望的人生之旅。

　對於自己三十五年的中國歲月，李敦白自評是：「愛得不夠聰明，但卻很深。」原來這句話出自莎士比亞戲劇《奧賽羅》，奧賽羅聽從奸計親手扼殺了自己的愛妻—德斯底蒙娜時候的獨白。李敦白回憶到，「文化大革命」自己衝鋒陷陣，反右鬥爭，批鬥自己的同事，中國領袖毛澤東說的就響應，毛澤東鼓勵周恩來鼓勵，自己就應該去做。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人民日報》用大半個版的篇幅刊登他的文章《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他代表外國造反派，參加了有名紅衛兵組織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召開的三十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他也曾經慷慨激昂地參加了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部長陳毅的運動。

　回首往事，李敦白懺悔地說：「自己的一生除了這些以外，其餘的事情都不後悔。」「文革」剛開始，李敦白就已經參加了，並且積極發動其他居住在北京的外國人來參加。然而風雲莫測，一九六八年二月，紅極一時的李敦白卻被當作「國際間諜」被捕入獄。

　在與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有關係的美國人當中，李敦白的名字遠不如斯諾、斯特朗和史沫特萊等響亮。其實，李敦白的中國資歷不比他們淺。

　李敦白出身名門，原是美國共產黨員，十七歲開始參加工會和學生運動，支持黑人解放鬥爭。一九四六年六月，他在聯合國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工作，因不滿腐敗辭職，去南京向周恩來告別。周恩來建議他去延安看看，後來李敦白經周恩來介紹來到延安。一九四九年初，他因為所謂「斯特朗國際間諜網」成員問題被捕，含冤入獄六年多。二十四歲就到中國的李敦白，對中國的人和事，他不是一個旁觀者，他有深入的交往和參與。

「文革歷史經驗教訓應總結」

　其實，當年曾經參加「文革」的洋人中至今仍有人認為「文革」是他們一生中參加的最偉大的運動。李敦白提到了美國專家陽早和寒春夫婦，他們當年居住在北京，並且積極參加「文革」，至今無悔。

　個人的厄運是社會進步的代價。如今，李敦白這位飽經滄桑的老人這樣評價「文革」：「文革」是人類社會中一段非常悲壯和慘痛的歷史，它第一次相當廣泛發動群眾起來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新世界。「文革」是中國民主的大試驗，失敗了的經驗可以總結，必然有可取的地方。他又稱美國其實對中國革命不是真正了解。

　美國哈佛大學早就開設中國「文化大革命」課程。據統計，一九九七年選修學生共計三百七十人，分為二十七個班，校方僅助教就請了十名。李敦白表示他至今還沒有看到內地學者開始研究「文革」和討論「文革」，也許有但自己沒有看到。他強調，前幾年不談這個敏感的問題，怕引起衝突，但現在已經時過境遷。鄧小平已經否定了「文革」，中國人民的生活已經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

　「前車之鑒，後事之師。」每個國家、民族的文明與進步，都是從謬誤甚至罪惡中取得的，那是必經之路。例如德國人曾迫害猶太族人，日本人在亞洲欠下大筆血債，美國人歧視有色人種，沒有人能夠超越時代的局限。

「幫港人較現實地認識中國」

　李敦白應亞洲協會之邀專程從美國來港，九月二十三日舉辦「回顧過去　展望未來：轉變中的中國政治領導」（China's Changing Leadership:Looking Back－Moving Forward）講座，門票最高每人三千港幣，但參加者已多達七百人。八十二歲高齡的李敦白不辭辛苦，只是因為心中存有一個希望，希望通過演講，和大家分享自己的體驗，幫助香港人比較現實地認識中國。他還去漢基國際學校演講，鼓勵香港的學生努力學習普通話，拿到打開中國大門的金鑰匙。

　這位在中國生活了三十五年有十六年時光身陷牢籠的外國老人，中國在他心目中留下了甚麼印象？「中國是一個理想的國家，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總的來說，中國是現今世界上唯一具有巨大前進力量的國家，也可以稱之為唯一強大的世界力量。中國的經濟、政治、國際地位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中國是二十一世紀人類的希望。」對於中國的改革以及未來發展前景，李敦白內心充滿了信心。

　他特別提到前一段時間唱衰中國的書籍《中國即將崩潰》，他笑道：「中國怎麼會崩潰呢？這本書的預言說甚麼未來中國經濟垮台和政治混亂，我堅信是看不到的。」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了，外交歷程有了不少改進，外交政策的發佈能夠使用溫和的語言。李敦白欣喜地看到這些，但是他仍然覺得許多國家怕中國。其實，中國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中國還要努力解除歐美國家及地區的恐懼心理，當然也包括亞洲的日本，特別是台灣，不要讓人怕。

　更重要的一點是，李敦白提醒到，外交聲明不要只考慮是針對對方政府說話，要考慮對方的一般市民的感受。講話可以更人性溫柔些。不過，他還是大讚中國的外交政策有了很大進步，新聞記者發佈會講道理，記者有問必答。他在美國也接觸很多中國使館官員，發現他們廣泛接觸美國社會，也勇於表達個人的見解。

「做對中美都有利的事情」

　現在在美生活的李敦白，經營一家中國顧問公司，負責向美國一些大公司提供中國內地科技、人才、資金等方面的諮詢服務，協助解決問題。「我想搭橋樑，只做對中美雙方都有利的事情。」李敦白的話樸實而真誠。他晚年的事業，仍然閃耀著他年輕時的抱負和理想的光輝。

　每年李敦白還會教一學期的書，是在太平洋路德大學教授中國哲學課程。每年差不多平均一星期會舉辦一次講座，為那些商界的生意人、大公司的行政人員、學校的學生，介紹中國國情。

　從七九年起李敦白花了長達四年的時間，完成了第一部英文著作《留下來的人》（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後來台灣出版了中文版《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這不僅記錄了他個人生命的探險，也記錄了他在中國政治旅程的探險經歷。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曾幾何時，出現以懷念「文革」方式——「文革」標語、「文革」紅衛兵服裝、「忠字舞」，甚至「憶苦思甜」飯，招攬生意。今天，當聆聽曾經捲入「文革」中的外國人李敦白的回憶和懺悔時，應別有另一番滋味在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