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5-04] 陳弘毅書生論政執著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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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一年的香港政制發展何去何從的爭議聲中，陳弘毅的曝光率極高，以基本法委員會港區委員的身份，接受各大傳媒採訪，即使只是以法說法，為人大釋法和決定07/08年不普選道出其法律權力的來源和合理性，也被某些人加上了「親中」的標籤。這種在香港法律界中「千人諾諾，一士諤諤」的現象，令陳弘毅多少顯得有些「孤獨」。旁人為之不值，他卻偏看來很享受：「學術界中每一個人都很獨立，搞搞自己的研究！我的興趣在於學術，從不在政治，但有些涉及法律與政治的課題，應該表達意見時，我不會迴避。」

　經常在各大法律研討會看見陳弘毅，每一次總是帶著充足的資料，揹著一個黑色公文包而來，在鎂光燈閃爍過後，在傳媒或部分法律界中人一輪圍堵過後，有點「孤獨」地離去。他渾身是無法錯認的學者氣質，埋首於學術研究，這種生活於旁人而言也許有點枯燥，但他樂此不疲。無論發表演說或者回答問題，他都是不慍不火，即使被意見不同者「逼至牆角」，甚至被無端搶走回應權，他也只是據理爭取，從沒有「發火」，語氣平穩如故，溫文爾雅的形象因此深入民心。

同事間不同意見很正常

　提到被人屢次貼標籤，說他為「人大護航」，他也是一臉平和地說：「我只是就我的研究說出我的意見和觀點，法律條文本就是由律師各自詮釋，有不同意見才是正常現象。」本港法律界對人大釋法和決定的立場可謂壁壘分明立場，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更公開宣告：「人大越權！」作為港大教授，可曾因同事之間意見相左而承受壓力？在港大會不會有點孤掌難鳴？陳弘毅搖搖頭笑說：「搞學術的人總是孤獨的，不是太需要群體行動，也不要求同事之間一定要有共同的政治信念。」

　在法律殿堂中，「黑白」並不分明，條文總存在模糊地帶，法律學者的意見也難以統一：「法學院大部分教授都對政治缺乏興趣。市民大眾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些積極參與，喜歡向公眾發表意見的人，但這並不代表其他學者和他們意見是一致的。」他補充，法學院中還有一批內地教授，他們對內地法律觀點知之甚詳，也明白人大釋法的法律根據，但他們不習慣面對鏡頭。

不同意見者被標籤親中

　對政治從不熱衷，偏偏沾上最「新鮮熱辣」的政制課題，「書生論政」，往往以靜制動。陳弘毅強調，作為一個學者，香港有充分的學術自由，容納不同的意見和聲音，這是香港的可愛之處。「有些同事或者與我意見不同，但他們都會尊重我的自由、我的研究。香港法律界也明白存在不同觀點對律師而言是最自然的事情。」但是，他不得不承認，有些人已被「民主派」有意識地標籤成「親中人士」，無論說甚麼，所講是否道理所在，都被視為一定有某個取向。

　「壓力嗎？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過去幾年，間中有社會人士寫一封信給我，表示對我的見解有不滿，那很罕見，我也不認為自己遭遇過甚麼困難。我相信香港人不會就這樣判斷一個人的言行，他們會由言論是否講道理，是否有理據來判斷。」他繼而道出個人的處世宗旨和理想：「聆聽別人的意見，如果人家有說服力，比你的更加合理，你便應該接受，從善如流。凡事都要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來處理，透過對話，盡量達成共識，彼此尊重！」

「民主派」一味杯葛非港之福

　1997年7月1日對於某些香港人來說，是他們最深的憂慮和最大的恐懼，回歸前便不斷有人擔心香港將失去自由和人權。回歸六年多以來，無論有丁點風吹草動，那些人便往最壞的方面去想，以為應驗了自己的預期。陳弘毅對這種心態大搖其頭，認為絕不可取：「這些人戴著有色眼鏡去看任何事情的發生，以自己預設的立場和假定來詮釋事物。由於他們對回歸有過最壞的預期，因此凡事都會向壞處想，人大釋法和決定便是一個最佳的例子！香港的困境和悲觀亦是自己造成的，若客觀來看，事情不是那麼差。」

有些人凡事皆向壞處想

　身為人大的基本法委員會成員，陳弘毅早已詳細剖析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合法性，也表明人大就特首報告作出的決定具有約束力。

　當然，他亦承認，基於普通法和大陸法的截然不同，及對「一國兩制」的不同重視取向，香港法律界人士以「兩制」為出發點，往往會認為人大的決定是削弱了香港的高度自治。而人大則先講「一國」觀念，尤其是政制事關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和國家主權，中央當然有權力為香港確立政改發展的條件。「這是香港和內地對權力和法制持有不同理解。法制上的磨合，仍須長期努力。」

　對於「民主派」打算再以遊行示威作為向特區政府和中央索取政治籌碼的手段，陳弘毅指出：「遊行是香港市民的權利，我們毋須過度批評遊行人士，我想他們絕大部分都是想改善香港政制，促進香港的民主化發展。」但他強調，除了「普選」要求外，香港另有一批人要求「不推行普選」，意見分歧的確存在，不能忽視。「港人應以和平理性方式處理不同意見，就政制作全面檢討。最關鍵的，是我們要明白：選舉只是政制的其中一部分，尤其並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兩地理解不同磨合需時

　他認為，過去市民把眼光過分集中於「雙普選」之上，而忽略了其他環節，現在正好是一個良機，就行政立法關係、問責制運作情況、公務員和局長的磨合、政黨發展等等課題做出檢討。「其間，特區政府也要廣泛諮詢，盡量建立溝通的平台，讓不同政見都得以發表，以求取得折衷方案。」不過，他亦擔心「民主派」採取杯葛的態度：「如果他們杯葛諮詢，便不可能有任何共識，也不會有政改方案，最後政制原地踏步，選舉方式沿用舊有，那不是一件好事！」他希望「民主派」能以大局為重，多聽不同意見，而任何一個折衷方案，都比原地踏步好！

赴哈佛 師從中國法學大師

　陳弘毅一向斯文，很難想像他會在法院與人針鋒相對，「火花四濺」。性格使然，他自己也承認：「我喜歡搞學術研究，一直想當教授。」之所以選讀法律，他笑稱，父親的影響很大。

　「我們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父母則是內地來的。爸爸是公務員，他也接觸過不少法律界的人士，認為這是個好行業。讀法律，既可以搞研究，也可以當執業律師。」

　1977年，陳弘毅入讀香港大學，那一年沒有太多的「出位」同學，倒是現任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是晚他一屆的學弟。「不過，那時的港大法學院教授都是來自英國、加拿大、澳洲，所有科目都用英文教，也都與普通法和英國法律有關，中國法律可謂完全沒有涉及過。」

勤奮成就雙料專家

　然而，陳弘毅有個新外號——「香港的中國法學專家」。記者望一望辦公室琳琅滿目的中文藏書，的確不乏中國刑法、商業法等等書籍。據說這個早被「逼爆」的辦公室，已是港大法學院內最大的辦公室之一，然而此中藏書還遠遠不及陳弘毅家中多。與中國法學的一段淵源，完全因為個人興趣，也要由他往哈佛大學讀法學碩士課程說起。「我修的是國際法和比較法，要研究不同國家的法制，所以接觸過蘇聯、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法制，我師從的科恩教授，更是哈佛第一代研究中國法律的學者！」

　回港後，他做了18個月的見習律師，84年終於投身其最愛的學術研究範疇——在港大擔任講師。「1985年，正是基本法開始起草的時候，我由那時候起研究基本法，並寫了《香港法制與基本法》等書。」

向西方介紹中國法制

　直到今天，凡有基本法條文的理解問題，傳媒總不忘要諮詢其意見，當然這也與他擔任港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有莫大關係。「有人說我們六個委員接近權力核心，其實不是的，我們平常並沒有太多機會發表意見。這幾年來，也就是兩次釋法問題，我們需要向人大表達對基本法的看法！我們沒有人家說的有那麼多機會與權力機關接觸。」

　90年基本法頒佈後，陳弘毅的研究範圍擴大到中國法律制度發展方面，中英並重，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法治的方向與市場經濟發展的關係。「這期間，你會看到中國對於法治的態度由否定到肯定，並引進了西方法理學思潮，這些都是我的研究和論述對象。」

　說到此處，這個醉心學術的學者眼中流露炯炯神釆，恨不得把所知傾囊道出，終歸還是老本行更容易觸動他的情感神經。「後來我擔任港大法學院院長時，由於行政職務，有更多機會與內地學者接觸，有更多機會出席座談會，自然也偷到不少師！」

　勤奮，成就了這個「後天」的中國法學專家。

靠漢語詞典學普通話

　香港人說普通話，笑話不少。曾經聽過陳弘毅為內地教授即時將普通話傳譯成英文，卻令人咋舌於他的兩文三語皆精。一問下來，他的良師並非高價禮聘而來，卻是一部「現代漢語詞典」。

　「我們那個年代，小學完全沒有接觸過普通話，就是中一時學過一年，早就忘光了。80年代我回到香港做實習律師時，再抽出時間學拼音和初級會話，其後便全靠自學了。」陳弘毅說起自己學習普通話的過程，頗為自得，他笑道：「我一見不懂的字，便查字典；科技進步，現在電腦只要手寫輸入，就可以聽到發音，我跟著講，慢慢就練出來了！」

　初與內地法律學者交流時，也曾因為普通話「水皮」而出現「雞同鴨講」：「有時演講吧，說了很久，學生聽到一頭霧水，不知道我到底說了甚麼！這種事直到現在還偶有發生！」他嘆息，時間有限，而法律名詞特別多艱澀字，準備不充分，字典查得不夠足的話，難免還得鬧些笑話。「不過學好普通話是很重要的，不止和內地交流，還有台灣，很有用，操一口流利普通話，對增進內地的了解也有幫助，還可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猜疑和誤會。」

法律與政治難絕對分家

　不少人批評「民主派」人士把人大釋法這個純粹法律性的問題政治化，陳弘毅卻說：「這是很正常的現象，法律與政治在某個程度上來講，很難分家，有時對法律如何處理與詮釋可能受到個人政治觀點的影響。」

　本著對普通法、中國法制和基本法的深入研究，陳弘毅剖析法律與政治的密切關係。他笑稱，教法理學的人都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法理解釋沒有絕對的客觀。「香港有人反對人大釋法，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並以此為根據來建構對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理解。但全國人大當然也有其政治觀，當然會就基本法作出符合其理念的解釋。」

　然而，司法不是應獨立於政治之外嗎？他點頭同意，卻點出弔詭之處：「司法獨立是一個理想，每個法律界人士都希望司法超然於政治，但在實踐過程中，不能100%保證。特別在應用時，法官判案或解釋法律都受到個人經驗、政治信念的影響，這難以否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