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5-05] 梁家康 香港試管嬰兒之父

放大圖片

「名人會客室」主持人：張慧燊

　這是個有點迷失的年代，「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依然在許多亞洲人頭腦中生根，而科技進步得太快，「生男生女」的可選擇性帶來了一場性別的危機，人類的可複製性也帶來了一場認知的震動。很多不育夫婦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孩子，然而徘徊在道德與科技突破之間，卻也衍生了太多對生命的漠視和對文明的衝擊。這種生命的脆弱和弔詭讓身為婦產專科醫生的梁家康發出了憂心之言：「一切還是順其自然，任何強求都有危險，如果為了個人的自私理由選擇生男或生女，並不人道。」

　1978年，世界被震撼了，第一個試管嬰兒的出現，令生殖醫學舉世矚目，也掀起一場激烈的辯論。1979年，梁家康回到香港，發覺「人工受孕」技術仍處於「真空階段」，沒有引進到香港，而六分之一的香港夫婦不育，正是開拓市場的良機，於是「集中力量」學習這項新的科技技術。到1985年與養和醫院合作，設立了體外受孕中心，到了第七個病人便成功受孕了，香港的第一個試管嬰兒在1986年出世，「人工受孕」也成為香港不育夫婦的福音。

「即使自己畀錢都要做」

　這個婦產科醫生之所以專攻「體外受孕」專業，出於一個偶然：「我在加拿大專攻高風險的婦產科，例如產婦有糖尿病、心臟病，或者是高齡產婦，或者嬰兒早產，但是回到香港私人執業，沒有機會做這方面的產科，因為私家診所沒有初生嬰兒深切治療室。」這段歷史，梁家康至今仍津津樂道：「但掛牌後，我接觸了很多不育夫婦，他們很想擁有自己的孩子，但限於香港生殖技術還未跟上國際水平，很多人遍訪名醫，但失望而回。」

已建六間體外受孕中心

　發現了市場，梁家康努力學習有關知識，「邊度有會開，就立刻去上堂，參觀人家的體外受孕中心啊，去外國視察啊，學返些技術。」不過，要設立人工受孕中心並不簡單，投資相當龐大，那時很多醫院都「一口回絕」了，他更加「打定輸數」，就算自己「畀錢」都要做，最終與養和醫院達成合作協議。「我們不止提供服務，而且技術貼近世界水平，任何大中心有任何新研究成果，我們都第一時間去學，而且與國際性中心保持良好聯繫。」

　成功開拓專業，而且發展得不俗，至今香港已經有六間醫院設有體外受孕中心。至此發現新問題，香港人口不斷增加，出生率不斷下降，而據調查顯示，不育夫婦的比率仍是六分之一，但每年病人的數目卻沒有變動。

　梁家康皺著眉頭，表情有點迷惑：「照理說，這麼多年了，病人數字應該有所增加才是，但我們幾家中心面對一個共同的困擾，每年服務的不育夫婦數字，依然是1500至2000個左右，但中心則由最初的三間增到目前的六間，市場是在，但從來沒有擴大過。人家廣州一家醫院的病人數字，都比整個香港多。」

認識不足收費貴成障礙

　研究發現，不少生育有困難的夫婦不使用體外受孕服務，與傳媒沒有正式解釋何謂「試管嬰兒」有關，有四分之一受訪人士認為體外受孕過程不正常，或者試管嬰兒可能不正常。三分之一則認為服務收費太昂貴。梁家康嘆息說：「入口這類體外受孕機器，全世界成本一樣，用的藥物、方法也相差不多，但香港的人工費可能較高。也有不少夫婦不知道問題所在，而延誤了看醫生的時間，但生育最大的因素便是年紀，女人的生育時間表早定了下來，過了35歲，生殖能力就開始下降。過了40歲，每年跌幅達四分之一。」

　要生便要趁早，是婦科醫生給所有夫婦的一致建議。

「性世」警言：讓生殖回歸自然

　「如果有人話你聽，揀精子就可以揀到胚胎性別，唔使問其他人，佢一定係呃你，你千企唔好畀錢。」自生殖科技發展至可以「揀男擇女」時，便在傳統重男輕女的亞洲社會颳起颶風，更有人想出各種「擇男秘技」和「生子妙方」，以各種宣傳手段「䊵客落搭」。面對這種不良的風氣，梁家康感到非常氣憤，也向世人發出警告。

　「一定要生男仔的一個方法，便是做超聲波，睇到個BB係男係女。但那時BB已經三、四個月大，如果決定墮胎，對母體傷害很大。」梁家康雖為婦產科醫生，卻絕不贊同選擇胎兒性別，認為這有違自然：「如果一定要揀，便要冒險。現在所謂的生男技術，是抽胎盤細胞，即在胚胎六至八個細胞中抽取一個，做未著床之前的基本測試，這種技術原本是用來測試高齡產婦或有遺傳病紀錄的產婦，其胚胎是否正常的。至今仍然沒有人百分百肯定這個方法沒有後遺症。」

胚胎殘缺　遺害難料

　他解釋，「第一個抽取細胞做測試的孩子現在十歲，他這世人會否有其他不良發展，尚是未知之數。你抽走一個細胞，便是少了一個，這個細胞會造成甚麼影響呢？沒有人估到。所以我說，生男技術理論上可行，但如果由一年做十個增至一年做幾十萬個，而這些胚胎都有少少殘缺，幾十年後，會是甚麼光景，誰也不知道。既然危險性那麼大，又何必違反自然，一定要選擇嬰兒性別呢？有人說揀精子便可以揀到性別，他已經呃咗你一半，因為天生男女，本就各有一半幾率。」

　「生男生女」的可選擇性已經開始形成性別危機，梁家康擔憂地說：「中國實行一胎政策，如果人人都去揀嬰兒性別，相信至少三分之二的中國人都會選擇男孩，這便不止是道德上的問題了，我們可以想像，二十年後，一大堆男人找不到老婆，整個人口結構將發生巨變。」他嘆了一口氣，不得不承認無論個人如何疾呼，不少人暗中已經做了選擇：「有些地方可以定下法例，例如生到第三個，便可以揀男擇女，但這始終不是好事，就亞洲的文化背景而言，讓人們揀，係有害無益。」

情理不合　反對複製人

　說起生殖科技走向，不免提到「複製人」，梁家康對此更加抗拒：「無論用任何藉口都不應該複製人類，你想要仔女，想要個家庭，而求不得的話，也可以領養小孩子。如果是為了自私、自大的理由而複製一個人，那根本不是概念中的『孩子』，於情於理皆不合。

　至於說複製器官，建立器官庫，則更是對生命價值的顛覆，如果你複製了一個人，你能夠狠下心來，為了要他的器官，而殺了他嗎？」這個問題，是對當前科技取向的憂慮；雖然他並不懷疑，不久將來，將有複製人的出現。

主打個人遊 人工受孕大有為

　京滬粵個人遊旅客除了令本港旅遊和相關行業一片興旺之外，也成為體外受孕服務的新客源。內地市場如斯龐大，加上中國人傳統重視家庭觀念，尤其是「繼後香燈」，個人遊不育夫婦已經成為香港婦產科醫生的新目標，希望可以做好宣傳，「食住條水」，一掃香港市場頹態。梁家康笑稱，相較內地情況，香港更緊貼國際發展，制度也較完善，質素控制也做得更嚴謹，內地夫婦應該對香港的醫療質素更有信心，這個市場大有可為。

出擊大城市作宣傳

　「內地有很多大城市都有做試管嬰兒，但不是每一間都達到國際水平，內地客知不知道香港平均水平較好？他們當然知道。」然而，梁家康亦明白要吸引內地客，絕不能留守香江「等客到」，而要主動出擊，往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長沙等主要城市進行宣傳。「在內地做一個手術3至4萬，可能是全家人的積蓄。這個收費水平與香港不是相差太遠。數字容易計，如果我們做多一倍病人，以現在私家醫院、診所每年做500人，加上大學做的500個病人，全港大約做1000個私家病人，如果可以增加至2000人，收費可以下跌三分之一。」

　這個醫生很坦白，沒有玩弄數字遊戲，只道出行業的實際情況，他進一步用數字來印證「病人數與收費的反比關係」:「以養和醫院為例，每年做200至300個病人，成本價（不包括養和收費和藥物價錢）約為16,000至18,000元，這已經包括員工薪金、儀器、試管、培養液，整體成本便是每年500萬。若可做600人，只是增加些少藥物、培養液等，總成本可能去到650萬，但每人的平均費用卻下降至12,000元左右。如果養和做到1000個病人，成本便可能與美國、內地一樣，降至僅幾千元。現在一個病人的總收費約為六、七萬，如果成本下降至6,000或7,000元，醫生收費可降至15,000，那麼整個手術費用便可以只收30,000多元。」

爭取更多客源降成本

　醫生、技術、診所、儀器一應俱全，欠的是「內地求診者」這道東風，梁家康笑稱：「如果有機制，搭通天地線，讓個人遊旅客或商務客整團人一到香港，便立刻可做人工受孕，這門生意有得做、有排做。」他承認，自開放個人遊後，內地客問診的趨勢已經出現。

拜港賜福 興趣事業兩得意

　說是要談個人生活和興趣，梁家康兜兜轉轉地，又說回了自身經歷：「香港對我而言是個福地，我比很多人幸運，可以不受限制地發展我的理想，而且合乎我做人的原則。這裡有最好的法律，也有自由去做很多事，例如購買體外受孕中心的儀器，完全是私人投資，沒有任何限制。其他地方，對這類科技，都有一定規限。」

為錢而忙不會開心

　梁家康表示，有不少人會問：「這是不是你想做的呀？」而每個人到了一定階段，都會檢討一下自己的人生。「我小時候想做律師，但最後做了醫生。我現在回首從前，初出道時是苦多於樂，但經過30年的醫生歷程，則樂多於苦。人短短一生，做得開心便是最好的。這是我的興趣，又給了我事業的成功感，我很滿足。香港做醫生收入好，若只為錢，日日做12至14個小時，都不會開心。開心的醫生都是有興趣，想幫病人的。」

　婦產科有很多「話題」是坊間「八卦」重點，像香港有否「精子庫」？梁醫生為眾人釋疑：「香港沒有，因為沒有人肯捐精子。」那「卵子庫」呢？他指出：「一直以來，世界上都有沒可靠的方法可儲存卵子，因為卵漿不夠；核基因雖可以保持，但有些功能可能受損。儲存卵子的成功率至今都在20%以下。」那麼能否一勞永逸，一胞多胎？梁家康對此不表贊同，因為：「擺兩、三個胚胎是最普通的，通常有五分之一的機會有雙胞胎，但懷越多胞胎，危險性越高。雙胞胎的死亡率遠較單胞胎高5至10倍，三胞胎更高100倍。是否值得冒險呢？真的要考慮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