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7-20] 文海攝粹：60年代——罪惡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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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葉錫恩

　20世紀60年代有一年，一個男人舉著橫幅出現在香港的大街上。那橫幅上寫著，他曾幫助抓住一些搶匪，但後來卻被這些搶匪搶了。在法庭上，那些搶匪被指控犯了傷人罪，但沒有提到搶劫罪，因此判刑很輕。這個人感到很委屈，於是便用他的橫幅把警署圍起來，希望討個公道。一個謀求正義的人在找到正義之前，可能先被關進精神病院。這就是20世紀60年代香港的狀況。

拒絕行賄被竄改證據

　在這一章內提到的案例：我將把真名略去，但我可以向讀者保證，其中的每一個案例我都作了親自訪談，可擔保所提供的事實完全屬實。

　張太受到一個年輕鄰人的毆打。她按規矩向最近的警署報了案。警署讓她去一家診所檢查，但診所的人告訴她，沒發現她身上有傷，並給了她一張大意如此的診斷證明。她知道自己的疼痛不會是無緣無故的，於是再次到了警署。在警署，她被告知，如果她不滿意，她可以再到一家政府醫院去檢查。她來到伊利沙伯醫院。在那�堙A她因手指骨折被留醫，還有眼部的一處重傷需要觀察。醫院給她開了一張診斷書，記錄了她的傷情。

　離開醫院之前，一個警察走近張太，表示只要給他一些錢，他願意「搞定」這個案子，使結果對她有利。張太拒絕了這個建議。毫無疑問，正是她的這一拒絕導致了後來發生的種種事情。

　案子到了法庭上以後，張太吃驚地發現，診所開的那張指她沒有受傷的診斷書被呈送給裁判官，而且診斷書的日期也被竄改了。裁判官指她說謊，撤消了這個案子。

　你很難指責那位裁判官辦案不公，因為人家呈予他的是那張錯的診斷書；她的要求並不高，但是警察居然可以嘲笑這樣一個要求，因為他們穿著女王的制服，而且在1967年之後還頂著「皇家」銜頭。就因為如此，他們的話就是絕對可信的。許多裁判官明確地表示，無論警察說什麼，他們都深信不疑。

執法疏忽　難懲惡霸

　張太來找我，因為她知道我會接下她的案子並爭取改正。市政局的議員，尤其是女議員，若是接手這類案件，會被警察們譏為「輕信」或「天真」。但在處理這個案子時，我向警察詢問了經過。一位高級警官——一位英國警官告知我，那張錯誤的診斷書是因「疏忽」而被呈堂的。這位高級警官與我之間的對話大概是這樣：

　警官：將錯誤的診斷書呈堂，這的確是一個錯誤。

　我：如果這是一個錯誤，那當然就應當想辦法補救，因為這位女士受了傷，而且對於裁判官罵她說謊感到非常氣惱。

　警官：可是，罵人並不會對任何人造成傷害。

　我：那你願意你的太太在法庭上被人稱為說謊的人嗎？

　警官：不願意，但是並沒有造成傷害。

　我：對那個打了人後卻逍遙法外的人又該怎麼辦呢？

　警官：即使沒有診斷書這回事，他也可能甩脫罪名的。

　我：難道你不認為由於警方出示了　錯誤的診斷書使他更容易甩脫罪名嗎？

　警官：不，我認為結果都會是一樣的。

　我：你能把這些話寫下來給我嗎？

　警官：我不能。

　我：我應當料到你不會這樣做。請想點辦法吧。

　後來他們沒有做任何補救，也沒有按張太的要求向她道歉。不過，他們以書面形式承認，他們「錯」把那張錯誤的診斷書呈了堂，而且，那位婦女被告知，如果她願意，她可以循民事途徑採取行動。但是，這樣做要花錢，所以，她只好收起自己的尊嚴，忍受裁判官的侮辱。

　此後不久，那個受到指控的男人故伎重演。不過，那女人不想再度遭受不公正，而是提出搬到另一個屋�h的要求，以避開那個惡霸。問題就這樣解決了，雖然是一種不公平的解決辦法。 (本書已由香港文匯出版社出版，如需購買可電話聯繫2873　8052。)　(節錄《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