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2-08] 百家廊：謊言與權力間的歷史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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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跨多個領域的台灣「名嘴」陳文茜推出新書《只怕陳文茜》。

——析台灣的政治小說（一）

古遠清

　「政治文學」中的政治，不與「政府」同義或重合：即它不只包括在國會、議會及各級政府中發生的事情，也不只包括政治權力或權力之間的衝突。

　政治常常包含各階級之間的鬥爭、為推翻政權所作的輿論準備、帶政治訴求的示威遊行、為實現某種政治目標的結社行為、政治謀殺……政治當然離不開政治體系，但政治體系不以所有的權力情境或決策場合為範圍，而只有替全民作出的權威決議，才能與政治有關。作為文學家，不可能個個都去掌握政治權力，都參與社會決策或政治鬥爭，但他們的文學活動很難脫離政治，其寫的作品也不可能完全不食人間煙火，與政治無關。

五十年代服務政權

　「政治文學」在五十年代就出現過，如蔣氏父子既定政策催生出的反共詩、反共小說、反共戲劇。但這些作品不是反現行體制，而是為維護體制和鞏固政權服務。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政治詩、政治小說，其功能正好相反，即以反政府、反體制著稱，它們是被壓迫者的心聲，是弱勢階層的代言人，具有強烈在野的反叛性格。

　在一黨專制的威嚴沒有解構，政治反對運動與學生運動動輒被冠於「叛國罪」的年代，言論和出版自由很難談得上，因而政治文學的生存空間有限，即使有的題材涉及到對現政權的不滿，也往往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的居多。這些作者對時代的苦悶，表現出了一種無可奈何的情緒：「多麼希望能發出怒吼／震撼混濁的大地／然而我是失聲的啞巴」。

七十年代的多功能性

　到了七十年代，島內外的政治環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尤其是一九八四年後，隨著黨外勢力的壯大、權力機構面臨重新洗牌的危機以及政論雜誌《八十年代》、《關懷》、《暖流》、《夏潮論壇》、《台灣新文化》如雨後春筍般產生，詩人們便紛紛拿起政治詩的武器，盡情地發揮文學的政治抵抗和社會批判的功能。

　政治小說的登場同樣和政治環境的劇變特別是「美麗島事件」有密切的關係。拿八十年代來說，「這十年是舊的政治幽靈還未完全離開，新的政治胚胎還未完全成型的年代……它是一個解放、解嚴、解構的年代，也是一個顛覆、崩塌、街頭流血、議會打架、鬥爭、抗爭的年代」。

　一般認為，開政治小說風氣之先的是黃凡，他在一九七九年用意識流技巧寫成《賴索》，頌揚因獻身台灣民主運動而身陷囹圄的英勇行為。在此之前，張系國一九七八年出版的《昨日之怒》、《黃河之水》，涉及到海外的保釣運動與中曆事件前後的台灣政治社會關係。雖然寫得過於粗糙，藝術性不是很高，但仍可視為政治小說的前驅。

八十年代百花齊放

　比起五十年代以國共兩黨鬥爭為綱的《花落春猶在》（彭歌）來，八十年代的政治小說在時空上有極大的擴展。除以台灣為背景寫二二八事件，中曆事件、美麗島事件、五二○事件的作品外，另有把筆觸伸向大陸的《青州車站—鍾士達的一天》（黃凡），把跨國經濟問題寫進去的《趙南棟》（陳映真），寫到海外的則有平路的《玉米田之死》。

　就小說與社會現實的關係來說，政治小說有一類是以政治訴求作為主要目標的，如楊青矗的《給台灣的情書》，宋澤萊的《廢墟台灣》。另一類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只是基於作者「感時憂國」的精神去寫政治鬥爭，如黃凡的《反對者》，劉大任的《浮游群落》。

　如果從題材上分，政治小說有牢獄小說，如施明正的《喝尿者》，王拓的《牛肚港的故事》。有人權小說，它是政治文學運動與反對運動的合流，其理論家為宋澤萊，作品有林雙不的《黃素小編年》、楊青矗的《選舉名冊》。不過，人權小說後來走向分離主義，污染了人權文學的美名，阻礙了小說的健康發展。有歷史小說，如東方白的《浪淘沙》，通過三個家族的悲歡離合，寫出台灣從甲午戰爭到八十年代的種種歷史事件。有揭露賄選的，如宋澤萊的《鄉選時的兩個小角色》。

　有政治寓言，如陳映真的《華盛頓大樓》，寫國際企業如何使人泯滅民族意識，開了寓言小說風氣之先。再如李永平的《海東青》，表面上是寫城市女孩的成長與墮落，其實有政治寓意。「小說的序明指當年蔣公率軍民渡海遷台，正有如摩西率以色列人越紅海尋找迦南美地」，故這篇小說是一則國民黨兵敗大陸導致遷台的政治寓言。還有環保小說，宋澤萊的《抗暴的打貓市》，利用科幻、誇張以及影射現實等手段，寫出台灣島在專制統治下環境遭到空前污染，致使社會毀滅的可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