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2-09] 百家廊：創作人與作品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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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的創意，從社會中實踐，隨時代而推進，本屆「北京文學節」的獎項就鼓舞了世界各地的華語作家。

——析台灣的政治小說（二）

古遠清

　台灣的報刊隨著政治解嚴在走向分化，其中有「本土的」、「台灣的」《自立晚報》、《自由時報》、《台灣時報》、《民眾日報》，另有「中國的」、「兩岸的」兩報一刊：《中央日報》、《聯合報》和《聯合文學》。同樣，作家隊伍也分化為統獨兩派，各派之間還有「左」與「右」之分，他們各自圍繞在上述報刊，如在「台灣的」報刊刊登作品的有楊青矗，「右獨」作家還有那時沒有當上「副總統」的政客呂秀蓮，她的代表作為《這三個女人》。

提升方言文學

　用社會主義理想為分離主義打掩護的「左獨」作家，由於忙於參加政治運動，一直沒有寫出這方面的代表作。本來，在黨禁解除的年代，再好的小說也抵不上「大聲講出愛台灣」這樣一句選戰中出現的煽情口號，故獨派小說比起其政治活動要相形見絀得多。

　統派作家的「左統」代表為信仰共產主義的陳映真，他反台獨的《歸鄉》在《聯合報》副刊上連載；「右統」作家則有白先勇，他的《骨灰》表現了「右翼流亡統派」或「右翼歸鄉統派」難以割捨的歸鄉情懷。作者不贊成社會主義制度，對「祖國」的內涵也只止於文化鄉愁或國民黨兵敗大陸的切膚之痛。這裡要說明的是，「左統」「右統」不能完全以省籍劃分，像本土作家陳彥的《今夕何夕》，以蔣經國為主人公，表現了三民主義的政治觀念，便屬「右統」作品。據林燿德的分析，「左右統派採取的是寫實與浪漫交織而成的文體，獨派最終的選擇可能是徹底地域化的方言文學」。當然，「方言文學」不見得都有政治內容，但將「方言文學」升格為「台語文學」並作為一面旗幟招搖，卻有明顯的政治訴求。

　不僅創作隊伍統獨分明，就是評論隊伍也有強烈的政治傾向。如呂正惠最為關注的是「左統」政治小說，而馬森所評論的多為「右統」政治小說，獨派政治小說的知音則有評論家廖朝陽、彭瑞金等人。

商業異化小說

　如果從描寫的政治事件分，政治小說則有四大類型：寫島內政治事件的小說，如二二八事件、反體制運動成長史、個別侵犯人權案例、地方政治活動、各級選舉內幕等等。寫涉外事件的小說，是指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保釣運動、海外政治謀殺等等。寫兩岸關係的小說，是指解嚴前的懷鄉文學、解嚴後的探親返鄉文學。另有虛構政治事件的作品，如猜測大陸武力攻台的暢銷書《1995閏八月》，就屬此類。

　世紀末的台灣，宣傳台獨和鼓吹共產主義不再成為禁區，因而政治小說在觀念上提供的新說遠不如現實社會中政客們的鼓動性宣傳。在政治小說的啟蒙和教化作用大為弱化的年代，要想到小說中尋找標新立異的政治主張，還不如直接打開第四台的「立法院」質詢頻道。

　另一方面，文化界對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態度也受了商業化的嚴重侵襲，如黃凡的《總統的販賣機》中寫的政治言論，就被商業所異化。正因為政治小說市場萎縮，故一些八十年代活躍的政治小說作家已淡出文壇，像黃凡九十年代後便突然銷聲匿跡，過去被當作重要題材的二二八事件也少有人問津。

九十年代虛實交加

　如果說，八十年代與五十年代政治小說的區別在於對白色恐怖的控訴取代了對中共「妖魔化」的處理，「獨立建國」的口號取代了「反共復國」的夢囈的話，那九十年代的政治小說，就不再去寫遙遠的近百年來的台灣史和幾十年前發生的種種事件，而把目光投向了現實；不再懼怕「警總」的壓力欲言又止，而改為鼓吹明確的政治信念。其主題則由揭發一黨專政的暴行轉向放眼當下台灣的政治亂相，暴露政治領域中「你唱罷來我登場」的真真假假、合縱連橫，甚至像張大春那樣挑戰歷來的統治者，鞭打現任的統治者。

　這時的選舉題材大為增多。原先在《將軍碑》中探討過中國近代歷史怪異性的張大春，在一九九六年大選前夕推出了《撒謊的信徒》，其題材選擇與敘述方式，均與過去的集體趨勢不同。它描寫了台灣最高權力機構在選舉大戰中互相傾軋和攻擊的情景，其中人物形象有用真名的，如蔣介石、蔣經國，另有用假名的李政男——他靠蔣經國的器重而登上權力的頂峰，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影射李登輝。而彭明進則是暗指民進黨的參選者彭明敏。作者以寫實加虛構的寫法揭露選舉騙局，並企圖以此去影響選舉，難怪這篇以嘻笑筆法表現嚴肅主題的作品，很快登上暢銷書排行榜的榜首。

　同類題材的還有王定國用日記形式寫的《台灣巨變一百天》。這裡講的「巨變」，是指大選給社會帶來巨大的衝擊及「百天」中發生的種種事件和作者的感歎。宋澤萊的《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則用魔幻手法揭露選戰中黑金政治所帶給社會的危害。這兩篇小說的共同之處是披露「政亂民不安」的現象，說明大民主的選舉根本無法改變社會面貌推動歷史前進。

　正如王定國所說：「社會治安敗壞，金融風暴一直依靠國本救急救窮，族群的對立至今無解，人道的精神蕩然無存。在這個灰暗、無助的軌道崩潰中，選總統有甚麼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