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2-11] 百家廊：亞洲三作家與文學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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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韻、駱以軍及黎紫書等三位華人作家大談文學與現今社會的關係。

程俏玥

　文學作家作為當代前線的社會觀察者和時代的思考者，比一般人更早地發現社會和時代的問題，能夠更深入地反思有關生命、人生的種種問題。

　然而作家與他們的作品之間存在著荒蕪地帶，這就是現實社會。在文化與歷史的脈絡中，作家們不斷地創造、建構文學作品，將社會現象呈現於讀者面前。

　來自亞洲三個不同地區的著名華人文學作家蔣韻、駱以軍、黎紫書，探討現今三地的社會現象與文學的關懷。

民工詩人湧現

　蔣韻是來自中國內地的小說家、散文家，迄今已發表小說、散文隨筆等二百餘萬字。蔣韻曾獲山西省趙樹理文學獎（1985）、「吳寧杯」上海文學獎（1990）及「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2001）。小說《北方麗人》則被評為「鍾山」和新浪網優秀中篇小說（2003）。

　蔣韻於中國改革開放早期從事文學創作，十分關注內地的社會現象，文學作品亦多關懷民工生活狀況。

　鄉村生活對於香港人來說可能比較陌生和遙遠，但在中國內地確實至今仍存在許多的鄉村，農民人口超過八億。經過改革開放後，農村雖已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農民的生活也得已改善，但仍與現代化的城市有很大的差別，鄉村生活遠遠追不上繁華的城市生活。

　由於城鄉生活環境反差大，近十幾年來，中國內地出現「民工」這一概念，大批的農民湧入城市當工人，引起一股民工潮。

　農村落後，生活枯燥，生活水平又低；而相反，城市先進，建設具現代化，繁華的生活，吸引了在鄉村裡成長的農民，他們嚮往崇尚城市生活，希望能擺脫農民的身份，變成城市居民，因而這些在農村中的剩餘勞動者都湧進城市裡當工人。

　然而這群民工，是城市中最髒、最累、最苦，也是最沒有技術的族群。他們的生活十分艱苦，社會地位卑微，被視為城市中最低賤的階層。

　他們在城市中充當廉價勞工，如建築工人、煤礦工人、港台商人在內地的工廠工人、家庭保母，工作環境惡劣，人身安全完全沒有保障。

　民工的出現，隨即也產生了民工詩人。由於民工都來自鄉村，大都受到城市人的排擠和歧視，城市人視之為異類，他們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自成一格，在城市中建立屬於自己的世界，創造自己的文化。

　考試落第的知識民工，創作了屬於民工階層的詩歌，雖然詩歌技巧未臻完美，但感情濃烈、淒美動人，表達了對不可掌握命運的悲哀。民工在詩歌中常自喻作老鼠、青蛙、蚯蚓等最卑微低級的動物，真實地描述出民工現存的狀況。

　如在《老鼠家史》一詩中強調，老鼠從古到今，都是「賤民」，寄予民工社會地位低下的悲情。「一隻青蛙，流著鄉村的血，但在城市裡跳躍」，民工在詩歌中既反映了他們對鄉村生活的懷念，同時也表達了對鄉村生活的不滿和對城市的夢想。

　三農問題：即農民、農村、農業，引起現今中國文化界的關注，不乏知識分子探討民工這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另外，拐賣婦女兒童的社會問題也引起小說家的關注。

　中國的文學家有著關懷人生的傳統、悲天憫人的情懷，新一代的作家以中國現代處境作為題材和文學背景，描述記錄鄉村生活、環境、文化習俗。

話語的假冒與混亂

　駱以軍是台灣優秀新世代小說家，曾選獲聯合文學巡迴文藝營創作獎小說獎首獎，被《亞洲週刊》評為中文年度十大好書（2000）。他亦曾獲中國時報《開卷》評選為「2000年度風雲人物」，並獲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二○○○台灣文學年鑑》評選為「2000年年度風雲人物」。

　他的代表作《遣悲懷》甚且被王德威譽「他（駱以軍）截至目前為止最好的作品」格外可以看出作者一直在超越自己，挑戰不同的難度。

　而小說《第三個舞者》，更加入了複式發展的時間觀，三條脈絡一起發展，交疊共構，如擰麻花一般，對時空的跳躍飄忽掌控得宜，頗令人目眩神驚。

　駱以軍就現時台灣社會的現象，講述文學對社會的關懷。

　台灣的詐騙情況嚴重，虛擬手法的騙術更是猖獗，騙徒實際上是透過快速對換符號的方法，抓住人的心理弱點達到騙財的目的。騙徒常通過手機、郵寄等方式，向人傳遞錯誤信息，誘使人們中計，從而騙取金錢。

　近期某些台灣的政治歷史學者正試圖修正歷史，將台灣從歷史中改變，重新定位，因而出現「孫中山是外國人」之說。本年總統選舉前夕的三．一九槍擊案更引發社會各界的激烈研討，各方人士都嘗試從不同角度切入討論。全民集體陷入了一種中世紀不合邏輯的話語的假冒和真偽的混亂當中，已經無法找回真實。

　當前文學作家就族群、政治、身份等現代性的問題進行各種闡釋。

外來女傭新課題

　黎紫書是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小說家、散文家，從事新聞工作長達十年，目前是《星洲日報》怡保辦事處的高級記者。

　黎紫書曾獲花蹤文學獎世界華文小說首獎（2001）、冰心世界文學獎（小說）佳作獎（1998）。其作品包括《微型黎紫書》（學而，1999）、《天國之門》（麥田，1999）及《山瘟》（麥田，2001）。

　黎紫書就馬來西亞因經濟轉型產生的社會問題，談論社會現象與文學的關係。

　馬來西亞的社會經濟正在轉型，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商業社會。但隨著經濟轉型，更多的婦女外出工作，無暇照顧家庭，許多家庭聘請外來女傭從事家務工作。

　外來女傭的大量出現，製造了許多的社會問題。一方面，職業女性需要女傭做家務，幫助照顧家庭；但另一方面，卻又害怕女傭虐待小孩、勾引丈夫，破壞她們的家庭幸福，感到女傭對生活造成威脅，因而常常處於戒備狀態，終日惶恐不安，精神壓力甚大。

　女傭和僱主形成的對立關係，出現了虐待女傭和女傭自虐的社會問題，女傭成為僱主的發泄對象而被虐，同時也有女傭自虐誣陷僱主，人性的陰險和醜陋暴露無遺。

　大馬作家便以外來女傭為課題，對人性的層面進行深入的探討。

　文學作品雖不具實際的社會功能，但卻是現實狀況的投影。文學作品能夠幫助大眾找尋事件的根源，描述背景，呈現景象，表達當時人們的價值觀，屬感性的。

　文學有歷史記載的力量，將社會現象以文學的手法記錄下來，雖未起即時的效應，卻有長遠借鑒的功效。文學從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等不同角度去描述當時的社會現象，打動人性深處，促使後人對當代社會的反思，影響世人的人生態度。

　文學作品歷時長久，影響深遠，能使讀者對事件產生興趣，有所感懷，再加以深入挖掘。文學的力量就在於能影響人的思想和人生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