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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吉訶德與僕人一幕。
施友朋
西班牙作家塞曼提斯（一五四七至一六一六）於一六○五年出版的《唐吉訶德》首卷，距今已四百年（新書一紙風行，隨即出現續貂之作，塞曼提斯有鑑於此，便寫就第二卷，完成書中人物的歷險，時為一六一五年，翌年作者便與世長辭），其影響力至今不衰。
《唐吉訶德》裡的騎士形象，被譽為是有史以來最著名的文學形象，這位瘦骨嶙峋、滿腦袋奇想的遊俠騎士，早已成為世界文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借由這個虛構人物的故事，《唐吉訶德》提出了一個令人類永遠困惑的難題——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矛盾。美國費迪曼教授（Clifton Fadiman）於《一生的讀書計劃》指出，《唐吉訶德》最初的動機是為了對中世紀的騎士故事加以諷刺，他本人似乎也承認這種說法。清暴躁、面帶愁容的自封騎士唐吉訶德出場總是怪怪的，他的僕人桑丘雖然粗俗，但偶爾卻能來一、兩個警句。他們典型化地再現出人們內蘊的矛盾因素——對社會的挑戰與接受，對英雄行為的嚮往與懷疑，創造烏托邦的熱情，以及對現實的妥協等。
行俠仗義冒險不斷
唐吉訶德——來自行俠仗義的騎士世界；而艱困的現實生活—來自桑丘這位流浪漢的世界。這兩種世界意味著他們的英雄人物得經常東奔西跑，對於世事變換、不斷的冒險旅程，以及和陌生人打交道等，卻瞭然於胸。論者認為，此一雙重對比，使塞曼提斯得以讓他筆下的故事，優游於文學與現實之間，並且製造出一連串讓人難忘的人物形象，與喬叟及莎士比亞相比，其作品顯得更加活潑逗趣。
捷克文學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對《唐吉訶德》推崇備至，他分析：當上帝控制了宇宙及其價值，區分了善與惡，為萬事萬物賦予意義之後，祂就緩緩離席了。然後，唐吉訶德走出宅邸，他對突然出現可怕的渾沌……當代的世界就此誕生，而小說——世界的影像與模型——也躍上了生命的舞台。
唐吉訶德是一位自行選擇角色的演員；他以自己獨特的方法去吸收人生經驗，再對人生加以辛辣的批判。這種方式，對於墨守成規的人來說，往往是難以接受的。
解讀人類共同情感
今天，「唐吉訶德」已成為一種風格，從文學作品的意義上說，唐吉訶德完全可以和哈姆雷特相提並論。《唐吉訶德》一九八五年被美國《生活》雜誌評選為人類有史以來的最佳圖書之一，一九八六年法國《讀書》雜誌推薦的理想藏書。小說一方面針砭時弊，揭露批判社會的醜惡現象，一方面讚揚除暴安良、禦惡揚善、扶貧濟弱等優良品德，所有這些，都是人類共同的情感，它可以穿越時空，對每個時代、每個民族都具有永恆的價值，難怪相隔四百年後，仍能感動著每一個讀者。權威的諾貝爾文學院仍將其推選為人類史上最優秀的虛構作品。
事實上，根據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來自世界各國不完全的統計，《唐吉訶德》已用七十種文字出版了兩千多個版本。這部小說曾受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革命導師及席勒、歌德、拜倫、海涅等著名文人的高度讚譽，福克納更是每年讀一遍《唐吉訶德》，聲稱「就像別人讀《聖經》似的」。
當然，《唐吉訶德》也有其局限。論者稱，在十七世紀初寫《唐吉訶德》是一樁合理的、必要的，也許甚至是無可避免的舉動；但在二十、二十一世紀，卻幾乎是不可能的。換言之，我們已經不可能回到唐吉訶德的騎士時代。騎士是由西歐君主冊封的最低一級的貴族封號，其任務是「忠君、護教、行俠」為「心愛的貴婦人」去冒險和獲得成功，是騎士的最大幸福。騎士小說的主要特徵：戰爭、私通、篤信宗教，後兩項常常演變成放蕩和迷信。
大時代執迷不悟
法國劇作家、短篇小說大師普羅斯佩．梅里美指出，在塞曼提斯所處的時代，類似十字軍東征討伐異教徒的戰爭，使小說家筆下的寡婦的形象增多了，小說家們不僅重複有關奇蹟的所有陳詞濫調，還發展了歌頌英雄的寫作風格，這個缺點就是在那時達到了頂峰。如果塞曼提斯的寫作目的是想摧毀騎士小說，那麼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騎士小說，不管寫得好或壞，已經從圖書館中消失了，《唐吉訶德》中提到的騎士小說中的大多數現在已經非常罕見，要想在西班牙這些小說中找到幾乎是不可能的。要是我們讀文學巨著，一味「好古」，那麼，過份「執迷不悟」，想用騎士精神來應付當代世界，則有罹患時序錯亂症之虞。
「真有那麼回事」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文化大師巴森（Jacgues Barzun），其巨著《從黎明到衰頹——五百年來的西方文化生活》（From Dawn to Decadence: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1500 to the Present）則更推崇那個時期的另一位西班牙佚名作家的《小癩子》。他認為《唐吉訶德》一書的出現，比《小癩子》一書又晚了一個世代。《小癩子》講一名無親無故流浪兒，接連服侍過六位主人，都是社會上常見的類型——修士、教士、鄉紳、販售贖罪券者，諸如此類。每換一位主人，主人家個人的缺點，以及社會整體的缺陷，就隨大小事件浮現，讓小癩子吃盡苦頭，同時卻也刺激他變得精乖，越來越會保護自己，最後成為政令公告人。
巴森覺得《小癩子》雖短，卻是一本真正的小說，原因就出在它具有的雙重主題——角色性格與社會場景，都用一種實在的口吻，並具批判性推論的態度處理。至於塞曼提斯的《唐吉訶德》則不屬小說，雖然它確有某些足以構成小說特有主題事務的成分，可是卻又把它們與寓言、哲思合併。
巴森顯然覺得《唐吉訶德》不受「真有那麼回事」的原則約束，而小說，卻正要假裝史上真有其事，所講的都是實人實地。巴森的「務必正名」為《唐吉訶德》提出另一個值得商榷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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