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15] 人物春秋：近代的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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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可楨

智效民

　現代社會的分工越來越細，專業設置也越來越多，因此大學究竟是重視理論還是重視實用，是培養專才還是培養通才？浙江大學由求是學堂、浙江中等工業學堂和中等農業學堂演變而來，對實用技術教育非常重視；再加上無論是清朝、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都把實用技術教育放在首位，因此要想改變這一傳統，非常困難。

　1936年5月9日，竺可楨主持第一次校務會議時就提出要設立中國文學系、史地系和一年級不分系等議案。最後一項議案雖然討論最久，但還是成立以鄭曉滄、胡剛復、蘇步青等人為首的公共科目分配委員會，將通才教育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前些年蘇步青擔任復旦大學校長時還說：「如果允許復旦大學單獨招生，我的意見是第一堂先考語文，考後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課就不考了。語文你都不行，別的是學不通的。」作為數學家，他能夠說這樣的話，顯然與竺可楨當年的主張有關。

　1936年9月，是竺可楨上任後的第一個新學年，也是他的母校哈佛大學建校300周年紀念。17日晚上，他在哈佛大學同學會上發言說，哈佛大學的辦學方針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主張思想自由，反對政黨和教會干涉；二是學校的課程應該更重視理論，而不是只注重實用。他強調，這兩點主張與英國大學基本一致，但是德國、意大利、蘇聯卻與此大相徑庭。

　抗日戰爭勝利後，竺可楨注意到美國教育界在反思戰爭教訓的基礎上，重新認識通才教育的意義。他讀了著名教育家紐曼《論大學教育範圍與性質》後感受很深，立刻為《大公報》撰寫《我國大學教育之前途》一文，再次提出通才教育等問題，希望糾正多年來形成的重理輕文、重技術輕理論以及在學生中瀰漫的「謀生不謀道」的壞風氣。不久，他好像從費正清夫人費慰梅那裡得到哈佛大學關於通才教育的報告，其中講到通才教育的目的，在於使民主國家的國民能夠對選舉和擇業有清醒的認識，以及通才教育雖然「不能使人成為良醫、大律師，但能使人與醫師、律師接談以後，知其良莠」。這就進一步加固了他堅持通才教育的信念。　（浙大校長竺可楨之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