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15] 百家廊：「特麗事件」話生死

放大圖片

　特麗．夏沃的父母為女兒的生命奔波，但仍然徒勞無功。

吳錫平

　「生還是死，這是一個問題。」這是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一劇裡的經典台詞。現在，這個問題正橫亙在人面前：植物人特麗．夏沃的生與死正牽動著這個世界大國的政治和社會神經。

　對一個無法表達自身願望的植物人來說，誰能決定他的生與死？父母還是自己的配偶？道德還是法律？情還是理？時下的美國社會，正在為這樣一個簡單而複雜的問題而激烈論爭。

應否安樂死？

　一九九○年，年輕的特麗因心臟病導致腦損傷，被醫生確診為「永久性植物人」，並認定無任何康復可能。十五年來，特麗一直靠人工進食管維持生命。

　一九九八年，特麗的丈夫邁克爾作為她的監護人向佛羅里達州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拔去特麗身上的進食管，對其實行安樂死。特麗的父母強烈反對邁克爾的做法，他們認為女兒並非植物人，她仍然活著，並曾朝他們微笑，還流過淚，做出其它反應。他們指出，邁克爾此舉是為了一百萬美元的醫療事故賠償金；而邁克爾則認為，特麗在出事前曾表示，如果成為植物人就願意安樂死，作為特麗的丈夫和監護人，他只是在幫助特麗完成她自己的意願。

　然而，由於特麗在病發前並未留下任何書面文件表達過安樂死的意願。雙方為此在七年的時間裡多次對簿公堂，而佛羅里達州政府和法院也多次作出不同裁決，在二○○一年四月和二○○三年十月，特麗的進食管曾經兩次拔下又被插上。無法表達個人意願的特麗幾度徘徊在生死邊緣。

官司涉及倫理親情

　不久前，美國總統布什也專門為此事提前結束休假，趕回華盛頓簽署這項議案。白宮發言人雖未對此事作出明確評論，但他表示布什總統會站在支持特麗繼續生存的一方。這樣，植物人特麗的生命再一次得以暫時維持，而這場涉及倫理和親情的法律糾葛卻遠遠沒有結束。

　生與死，情與理，就這樣複雜而綿密地糾葛在一起。不管怎樣，這是一個悲劇。無論是深陷生命泥淖的特麗本人，還是飽受煎熬和痛苦的特麗丈夫，還是深愛著她的父母，他們要共同面對一個永無希望的殘酷結局。特麗，一個公民的生死，成了一個大國的政治事件，一個社會熱點。

　特麗事件帶給我們的思考是：死是一項個人權利嗎？在西方國家有著廣泛信仰基礎的基督教教義就認為，生命是上帝賜予的，生與死都是上帝的旨意和安排，任何人無權剝奪，包括自己；但也有很多人認為，人活著是有尊嚴的，如果現代醫學無法為一個罹患重病的人帶來康復希望，那麼與其「苟且活著」，不如有尊嚴地死去；還有的人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在自己無力決定的時候，父母可以裁決子女的生死。

「生存權」被「娛樂化」

　對於政府部門介入公民的生死，很多美國人也表達了不同的看法，相當多的人認為，在美國，個人權利應該被置於國家和政府的干預之上。個人有權決定如何最好地珍視生命。他們可以選擇繼續在沒有知覺的狀態下活著，或是徹底結束醫療幫助。美國國父托馬斯．傑斐遜早在建國時就寫下了關於「生存權」的主張，人生而平等，生命是第一位的。因此，「美國政府的責任是保守公民的生命安全，避免其被謀殺。」

　還有人對特麗事件被政客們利用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討好系派別，贏取選民信任感到憤怒。一種令人感到寒心的傾向正在愈演愈烈：這樣一個關係到生與死的問題正在被政治和社會新聞「娛樂化」，一場悲劇正在被某種社會力量演變為一場鬧劇。政客們利用這一事件。

　這場論爭不僅牽涉公權與私權行使的界限、法律與道德的衝突，還涉及了一個深層的人權觀念。生命權是一項基本人權，但是，當不幸深陷此等絕境時，誰來決定自己的生死？父母還是配偶？

　有鑒於這樣的困局，有人提出，每個人可以在身體健康時提前簽署一份聲明或文件，表明自己萬一深陷類似的危境時，如何處置自己，由誰來作出決定，這樣可以把死的權利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也有人對此提出了質疑，這樣的聲明只能代表簽署時自己的觀點，並不一定能真切能表達身處絕境時的想法和觀念，萬一自己反悔了，而知覺尚存，那豈不是要自己看著別人殺死自己？看起來，這真是個無解的難題。

活著意味希望

　不管怎樣，每一個生命都是個奇跡，都值得我們珍惜和愛護。畢竟相對於生，死要容易得多。著名作家史鐵生曾在《對話練習》一文中寫道：「死是一件無需著急去做的事，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的事。為甚麼不活下去試試呢？」是的，活著畢竟意味著希望，意味著可能。

　此外，關於特麗還有一個細節，她在罹患心臟病之前，曾熱衷於減肥，中學時代，她的體重曾一度超過二百磅，臨近畢業時，她成功地減了五十磅。結婚後，繼續減肥的特麗不知不覺間得了飲食混亂症，醫學專家說，這可能是她日後心血管崩潰、心臟衰竭的源頭。看起來，對於「生」來說，選擇科學的生活方式更為重要。

　筆者寫作本文時，特麗已於三十一日去世，距離拔去她的進食管整整十三天。特麗死了，再也沒有煩惱和紛爭來打擾她了；但對活著的人來說，關於生與死的論爭還遠遠沒有結束。不管怎樣，這樣一種基於人權深層文化和現實內涵的思考和論爭，有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生命、珍惜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