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5-13] 百家廊：與「教育資源短缺論」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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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面對教育資源短缺，莘莘學子依然努力求學，為前途打拚。

智效民

　陳丹青的辭職引起廣泛關注，是因為他提出的問題十分普遍，也非常嚴重，說明現行教育體制已經到了非改不行的地步。前不久，他接受了中央電視台「面對面」的採訪，當主持人提出「我們畢竟是一個教育資源短缺的國家」時，他表示認同，也有點無奈。他們的原話我沒記住，但主持人所傳達的信息卻明白無誤。他的意思是說，由於教育資源短缺，各種各樣的考試和由此而來的淘汰就不可避免。對於這種說法，我以為有澄清的必要。

公款吃喝浪費大

　所謂教育資源短缺，首先是個錢的問題。多少年來，有些人一提到教育就哭窮，但是卻熱衷於搞各種各樣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為甚麼會這樣呢？主要是因為工程背後有高額回扣，加大教育投入卻無利可圖。除此之外，這些年貪污外逃的資金數額巨大，很難統計，如果把這些錢用在教育上，怎麼會有教育資源短缺的問題呢？

　與此同時，公款吃喝也浪費驚人。最近讀吳洪森隨筆散文集《崩潰的臉皮》，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國教育投入在國民預算中的比重，「從一九七九曾經達到的最高比例百分之十點四下降到了現在百分之二點二，在全球排名是倒數二十名之內，和最落後的非洲國家為伍；另一方面，我國公款吃喝的費用據不完全統計卻是教育經費的三四倍。」這些數據雖然沒有註明出處，但是與大家的感覺基本一致。一邊是肆無忌憚的貪污、腐敗、浪費，一邊是捉襟見肘的教育事業，這才是問題的真相。可見所謂「教育資源短缺」，其實是蒙蔽世人的謊言、應試教育的借口。

　不重視教育是要遭報應的。鴉片戰爭前後，中國和日本同時面臨著西方文明的挑戰。當時日本選擇了明治維新，中國選擇了洋務運動。二者的區別，就在於日本是要通過改革政治體制和普及國民教育來改變國家落後面貌，而中國卻只是看到西方的船堅炮利，想通過學習人家的軍事技術來維持專制制度。三十年的洋務運動雖然帶來了所謂「同光中興」，但是在隨後爆發的甲午戰爭中，卻被日本打得一敗塗地。

校舍：最好的建築物

　當年的日本，就經濟實力而言並不比中國強多少。比如鄧世昌、劉步蟾駕駛的鐵甲艦就比日本快艦先進，屬世界一流水平；而慈禧太后為了給自己修建頤和園，還挪用了大批海軍經費。另外，直到清朝末年，大批中國人能去日本留學，就是因為那裡的生活水平較低，一般中國人都能承受得起。

　對於這種情況，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盪的百年史》中有所介紹。他說，當時日本的情況非常糟糕。一方面，「政府連支付小學的補助金的餘力都沒有，因此，大部分小學是由國民出資興辦的」；另一方面，「為生活所迫的民眾……並不十分願意把孩子送進學校」。但是，由於政府決心很大，再加上地方紳士也認識到國民教育的必要性，願意捐贈巨款興辦教育，才迅速普及了國民教育。所以「直到今天，人們到鄉村旅行時仍然可以看到小學的校舍大多是村中最好的建築物，這也可以表明日本人對教育的尊重。」（見該書第十至十一頁，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俗話說「虎毒不吃子」，與日本的社會精英相比，我們那些貪官污吏真是禽獸不如。最近，社會上有股反日浪潮，不少年輕人捲了進去。我不想評論此事，只是擔心對於一個不重視教育的國家來說，它的國民靠甚麼與人家競爭、抗衡？

爭取資源「學在民間」

　吉田茂的話，讓我想到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的一些情況。由於甲午戰爭的刺激、戊戌變法的啟蒙、義和團運動的教訓，到了二十世紀之初，也就是整整一百年以前，中國人終於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掀起了辦學堂和出國留學的熱潮。當時的教育結構，由官方辦學、教會辦學和私人辦學三種形式；支持這種結構的是教育獨立、學術自由等理念。

　經過大約半個世紀的努力，中間雖然有數不清的內憂外患，中國的現代教育制度已經頗有規模，並且在各個領域都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然而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後，隨著歷史的巨變，教育資源被國家壟斷，不用說教會學校、就連私立學校也被一掃而空。中國自古就有「學在民間」的說法，是因為民間蘊藏著豐富的教育資源。把民間辦學的路子堵死，也是造成教育資源短缺的主要原因。近年來民間辦學的呼聲很高，但是民辦學校卻得到有關方面的支持，甚至還受到刁難和牽制。這也說明教育資源的短缺，除了貪污、腐敗、浪費等「潛規則」之外，體制的選擇、政策的制定也是決定性因素。

從反思教育制度做起

　曾經擔任過美國駐日大使的歷史學家賴肖爾也認為，日本教育的成功，是趕上西方的主要原因。但是，為甚麼日本人在一開始就那麼重視教育呢？賴肖爾在《日本人》一書中分析說：「日本強調教育是很自然的，其源出於東亞的文明。當初，中國人就很重視讀書識字，認為統治者的權力來自高深的學問和道德。後來，這些觀念就逐步形成了一套複雜而煩瑣的選拔政府高級官吏的科舉制度。朝鮮人完全接受了這種制度。日本人雖然沒有在他們的社會裡推行這種制度，但是卻吸收了中國這些思想的精神實質。到了德川時代的末期，日本已建立起遠比中國和朝鮮為多的文化教育機構。」（見該書第一百七十九至一百八十頁，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

　說到科舉制度，我想起今年正好是廢除科舉制度一百周年。當初清朝政府就是為了借鑒日本的經驗，在推行新政的同時廢除了這個制度，沒想到一百年後的今天，以應試教育為核心的新科舉制度又控制了我們。由於篇幅有限，我不可能對新舊教育制度作進一步比較，我只想說舊時代還培養了不少忠臣、孝子，如今的應試教育卻有許多人弄虛作假，個別人甚至走到被迫自殺或殺父弒母的地步。

　同樣是科舉制度，同樣是「東亞文明」，為甚麼日本能夠取其精華，而我們卻不能去其糟粕呢？這個問題說起來一捅就破，做起來卻非常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