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7-22] 士林來鴻：中國發展國學「不缺席」
■曾敏之
從北京傳來文訊：中國人民大學設立國學院，以探尋重振國學之路。
中國人民大學向以培養行政人才、弘揚馬克思主義為辦學宗旨的，如今卻把視野投向國學，豈不值得探索、思考？
為了設立國學院這一創舉，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暢談了他的所思、所感及所為。鑑於近百年來國學經歷了滄桑變化而漸趨衰微。紀寶成嚴肅地指出：「本土文化的流失、文脈的斷裂，是歷史虛無主義和『左』的思潮泛濫所導致的惡果，學術文化飽受政治的牽制，落後挨打的處境被歸咎為中國傳統文化，致使國學的意義被質疑，國學的價值遭到否定」。
紀寶成認為：「國學是體現民族魂魄的基本載體。隨著時間的推移，漠視傳統文化的後遺症將顯得日益嚴重，這決不是『杞人憂天』」。
以西方論點闡釋中國文化
這一文訊可說是「空谷足音」，令人有不勝今昔的感慨。因此不妨試一解讀關於國學的一點脈絡。
首先要問什麼叫國學？
據辭書註解，國學就是「國故學」。明確指出是一個國家的學術文化——學問。中國有著五千年的文化傳統，保存了浩如煙海的文化學術典籍，是寶貴的遺產。近現代有一位章太炎，堪稱國學大師，他所著的《國故論衡》是煌煌巨製，分上、中、下三卷及其它著述合編為《章氏叢書》，提倡「國粹」，影響深遠，他也「粹然成為儒宗」。魯迅曾於日本東京向章太炎修讀過文字音韻之學。
但是國故之學歷經近現代中西文化交匯碰撞引起變化，已是參照現代西方學術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研究和闡釋的學問了，而非集義理、考據、辭章之學於一體的那種「國學」了。遠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北京清華大學設立的國學研究院，聘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為導師，以吳宓為國學研究院主任。王國維曾用「西學」觀點講授哲學、倫理學、社會學……撰寫了《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等劃時代的學術名著。如梁啟超在清華國學院講授中國文化史、歷史研究法，並指導中國史學史、東西交通史等專業研究，提倡「史界革命」、「詩界革命」……也成一代宗師。如陳寅恪，於清華國學院講授兩晉南北朝隋唐史、佛教翻譯文學、唐代樂府等課程，對歷史學、語言學、宗教學……的研究造詣很高，是現代古典文學研究家、史學家。而趙元任，於清華國學院以語言音韻學的專深學養培養專材，並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詩起了先導作用。《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譜曲，就是他的創作。
在國學的發展過程中，胡適也曾重視國學。北京早年出版的《國學季刊》就有胡適撰寫的發刊宣言。胡適當年為助青年研究國學，曾列舉了「歷史的國學研究法」，就是「用歷史的線索做我們的天然系統，用這個天然系統演進的順序做我們的國學歷程」。接著，他開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供初學者閱讀、參考。
對治療「社會病」有益
國學有過輝煌的時代，但也遭到過冷落、曲解與嘲諷，甚至衰微，正如紀寶成所分析的因果關係。可是客觀的歷史規律是不以主觀的意志所能否定的。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受到西方及日本學術界的熱情研究。又如孔子的思想見於《論語》的道德觀、政治觀、教育觀等貫穿著「仁」學，也受到西方的關注、闡述。因為孔子講仁，「仁者，人也」，就是「拿人當人」，也就是「愛人」。他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金耀基所說：「孔子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裡發展了一套人文主義的倫理學」、「其基本關懷始終指向現代社會生活。如何建立一個世俗的和諧秩序」。但是孔子講「仁」不是無原則的，而是要愛憎分明的，他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見《論語．里仁篇》）
北京曾展開過新儒學的研討，也就是對國學的研究，達致的共識是倡導對國學的重視絕非叫人鑽故紙堆，而是對外多建立漢語教育基地，在海外多建立孔子學院……這些措施，可以配合國家外交所採取的策略。記得新加坡傑出的政治家李光耀曾揭示東方的儒家學說、倫理道德可以治療西方國家的沉崐。而針對我們國家當今社會道德沉淪、人慾橫流，不重義利之辨的現狀，國學的精義也是救治的良方。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振國學聲中，有一位薛涌先生是美國薩福克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以《重估國學的價值》為題寫了一篇長文，認為「如今中國正走向世界，中國文化要面臨和世界文化融合的問題」，「也要承認各民族對中華文明的貢獻」，因此國學不僅是漢文化為中心，也應包容各族的文化。薛涌建議國學院改名為「中國文化學院」也許更為貼切。
看來，「必也正名乎」的研討、爭議會在南北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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