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31] 百家廊：曹聚仁——贛南留下的遺憾 放大圖片
一九五八年，曹聚仁與女兒曹蕾攝於上海。 資料圖片
汪秀枝
許多研究知識分子的學人們都認為，現代社會，知識分子要承擔使命，完成職責，就應該具有獨立人格。然而，大家又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終其一生都能保持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屈指可數。細細品味李偉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二○○四年七月出版的《曹聚仁傳》後，我頗感欣慰。依我看，曹聚仁先生屬於「屈指可數」者之一。
一根拒絕依附的「毛」
凡堅持獨立人格者必拒絕人身依附。依附自有依附的好處。關於此點，曾經的一言九鼎者說得非常明白：知識分子是毛，必須依附在一張皮上，才有飯吃。這樣的對於知識分子整體性的斷言，在今天還能否站得住腳，姑且不論；不過，在二十世紀以至今天的中國，若某一根「毛」能附到某塊厚實的「皮」上，那就不僅是「有飯吃」了，而是「吃更好的飯」。而在官本位社會中，最厚實的「皮」，又莫過於官僚金字塔塔尖上的那幾位了。
曹聚仁先生是有機會附上一塊極其厚實的「皮」的，可是，他卻沒有去附。這塊厚實的「皮」就是蔣經國。
曹蔣二人初識於一九三八年八月，此時，曹是一名戰地記者，蔣在江西保安處任職。此前，曹在旅途中聽到陌生人稱讚蔣勤政恤民，以身作則，他以記者的敏感，立即萌生了見見蔣大公子之念；蔣也讀過曹的文章，很佩服曹的文筆與見解。彼此之間有了這樣的鋪墊，首次相晤時，雙方即愉快暢談，互留好感；不久，身份特殊的蔣經國成了封疆大吏—江西第四行政區督察專員，鎮守贛南。到任後，他實施了諸多新政，頗受媒體關注。曹看到媒體對蔣的宣傳，就決定到實地看個究竟。在贛南，他親身感受到不同於別處的清新的政治空氣，親眼看到了蔣經國的非官僚、親民形象，就對蔣有了進一步的好感；蔣也十分器重曹，「三顧茅廬」恭請曹出山主辦專員公署的機關報——《新贛南報》（曹接手後，將其改為《正氣日報》）。在任《正氣日報》總經理、主筆、總編輯期間，曹蔣二人過從甚密，相交日深，蔣把年長自己十歲的曹看作師友，並感言「知我者，曹公也」。
憑此關係，曹若「跟著蔣經國走」，其地位、身份無疑會顯赫起來。但他卻決定走自己的路。一九四三年春，曹聚仁隨蔣經國去重慶謁見蔣介石，蔣介石擬請他充任陳佈雷似的職務，他婉言謝絕；回到贛南後，他因不願捲入蔣經國手下的派系紛爭，乾脆辭掉《正氣日報》所有職務，並離開贛南；一九四九年初，中國的政治大局已經明朗，共產黨的軍隊飲馬長江。有人將船票送到曹的手裡，請他一家去由蔣經國父子把持的台灣，曹卻決定留在大陸。
有話便說 百無禁忌
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的言論是自由的。知識分子是一個知識人，他掌握的知識要多於、深於同時代其他階層的人們。有了知識，就得表達，就要說話。話有不同的說法，獨立思考，自由思想，「吾手寫吾心」是在說話，秉承權勢者的旨意，絞盡腦汁論證其如何偉大、英明、正確，口是心非地山呼萬歲也是在說話，但前後之間，卻有著自由與非自由的本質區別。
曹聚仁先生選擇了自由的言說。曹喜歡用文字公開表達見解。早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求學時，他就開始為報刊寫稿，其報道學潮的長篇通訊曾引起了邵力子的注意；一九二一年從一師畢業後，他到了上海，結識了邵，常為邵主編的《民國日報》撰稿。此後，他筆耕不輟，一生為世人留下了四千多萬文字。在訴諸於文字的言說中，他相信自己的眼睛，依賴自己的判斷，做到「有話便說，百無禁忌」（曹對自己文章的評價語），既不屈從權勢，也不阿附流俗。
比如，在《蔣經國論》中，他就依照自己對蔣的觀察、瞭解，直言蔣的功過，一方面，他說，蔣經國在贛南當專員時，「就是沒有官僚作風，敢作敢為，誰都刮目相看。」非常推崇蔣的贛南新政，稱讚蔣是中華民國幾十年間難得一見的為國為民的地方官；另一方面，他也毫不客氣地寫出蔣的酒後真言，並由此揭示蔣所作所為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想自成一種政治勢力，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當大陸已開始將魯迅神話，並將魯迅罵過、批評過的人看作敵人、小人、庸人時，曹聚仁出版了他的《魯迅評傳》，他的立足點，就是用事實把魯迅寫成人，而不是憑想像塑造成神。所以他說：「魯迅固然有著不妥協的精神，卻也有著睚眥必報的偏激之情，誰也不必為諱的。」他還告訴人們，魯迅當年反對過的人，如徐志摩、梁實秋、陳西瀅、顧頡剛等，也都是學問淵博且有諸多優點之人，因此，不能以魯迅的標準去評判一切；更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初他到香港時，香港媒體上充斥著關於大陸的謠言，香港流俗也傾向於否定大陸。此時，曹仍以忠於事實的史家態度，寫了《南來篇》等文章，向港人介紹了共產黨主政之初的新氣象，即使遭到了一些人的圍攻，他還是堅持寫下去。
投身戰地 盼兩岸統一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他多次回大陸，又將自己的觀感寫成《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傳佈於世。當然，此時，曹的一些見解，已被歷史證實是錯誤的。但這種錯誤，則屬於看錯說錯，而不是故意看錯說錯—人類在感覺、判斷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曹也難以避免啊！
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還會主動承擔社會責任。魯迅的吶喊，胡適的爭人權，都是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表現，都是在為民眾的幸福、國家的進步而盡力。如其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曹聚仁先生有著強烈的愛國情感，極其看重國家的獨立與統一，所以，抗戰時，他走出相對安逸的書齋，以戰地記者的身份投身於危險的戰場；一九四九年後的一段時間，大陸與台灣政治勢力間如水火般不容，身處兩岸的母子、夫妻、兄弟間竟然音信全無，生死不卜。曹盼望祖國統一，渴望骨肉團聚，就主動承擔起兩岸和平使者的重任，努力說服雙方求同存異，維護大局；在離世的前兩年，曹已貧病交加，打算回大陸同親人團聚，但當他得知統一大業需要他堅守崗位時，就決定繼續留在香港；病重時，他最大的心願，就是期盼在有生之年完成兩岸統一大業。
一九七二年七月，七十二歲的曹聚仁先生離開了人世。他的心願沒有實現，但為此，他做到了竭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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