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07] 香港需要這樣的文化政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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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家輝

　幾十年前，香港被評為文化沙漠—60年代，我們只有香港大會堂一個公共文化藝術場地。70年代，我們建設了藝術中心。80年代，開辦演藝學院。時至今日，香港整體的文化藝術氣氛，已經比以前熱鬧得多。我們的電影業成就非凡，荷里活亦深受我們影響；本地的話劇團生氣勃勃，越來越受觀眾歡迎……是否因為有一套所謂的文化政策推動本港的文化事業？我們又需要怎樣的文化政策呢？

文化政策的拉鋸戰

　「社會不時叫政府推出文化政策，但當政府表示要推出的時間，業界又表示不想要有甚麼政策，這表示了文化界內部不團結，業界和政府又不明白對方的需要，大家都在有沒有需要、如何訂立等問題上拉鋸。」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茹國烈在香港藝術中心主辦的藝術與文化講座中，以一個文化策劃者的身份，討論如何尋找一套適用於個人、家庭、機構、城市，甚至國家的文化政策。

　茹國烈先說出一個親身經驗：「早前妻子說要買一個鋼琴，讓女兒在家中學彈琴。我卻想為甚麼要買鋼琴，不是其他樂器；為甚麼要買回家，不在其他地方學；為甚麼要現在買，不是遲一些才買。我好像在搞對抗一樣。」

需要健康的文化生態環境

　作為一個文化策劃者，茹國烈表示要了解社會需要怎樣的文化政策，就要知道文化生態環境。「一個良好的文化生態環境，包括了創造、欣賞、教育三個部分。以香港藝術中心為例，就包含了創作中心、展覽中心及教育中心，能充分體現出一個良好的文化生態環境。」

　推而廣之，一個正常健康的文化環境應該包括了創作者、中介、公眾三個元素。「在創作者和公眾之間的中介包括了教育、媒體、評論、策劃、設施等，負起促進、提供等功能。」

　但如果中介起不了作用，即是生效或市場失效，這時才需要文化政策的「介入」。「依我經驗，政策不應該是從上而下的管制，因為它的功能應是協助、培養、調節等，而且最好集中於中介方面，因為中介本來就是創作者和公眾的橋樑，只要增強中介的角色及地位，使它有所發揮，政策的工作就完成了。」

　茹國烈再解釋，現時在香港的文化環境中，中介並沒有得到適當的培養，所以業界一再要求政府推出一些政策來協助，可惜政府並不是協助，如果只是建地標性設施，又或提供一些發展基金，並不會得到業界的支持。

大小規模　大小政策

　「買琴可以是文化政策，這個也可以是文化政策。」茹國烈指的「這個」是西九龍文娛區。

　在為西九這樣一個規模龐大而影響深遠的計劃重新調整、拍板和落實前，給大家一些空間，一些時間，放眼我們共有的文化未來，思索從頭，難道不是一件最顧全大局、最理所當然的事嗎？政府告訴大家，西九可為我們「創地標、顯文化、添悠閒」——整個發展計劃背後由一個你我共有的宏圖願景所支撐，無法讓大家感覺到三十年後西九文化區可為我們的下一代帶來的都會文化新景象。其實，西九文化大計確是難得的契機，讓大家有機會去討論香港需要的文化發展是甚麼。

　假使各方要真正面對文化問題，就起碼先得認識到文化政策的功用和影響。而「文化」的問題，確實有點像社會的「貧窮」課題那樣，是個涉及整個社群、社區、涉及全民生活環境、生活素質和生活尊嚴的重要問題。因此，文化絕不只屬於「文化界」，正如我們關注貧窮，並不意味我們只處理某一界別、行業或社會階層的問題。相反，至少在政策層面上來看，要著眼的問題是全民性的；公民的認知和參與程度必須提高，而發展的方向及目標也必須是公共政策規劃關鍵的一環。

地標建築等於文化發展？

　由此看來，香港文化的未來實在繫於年青一代未來生活的整體素質和面貌，我們的文化政策如不把他們目前的所思所想放在眼內，而只操心甚麼天幕地標和「世界級」演出場地，香港還是不能有一個屬於大家的、具前瞻性和開創性的文化政策。

　要進一步查找不足的話，也可見香港長期以來在文化策劃方面欠缺內涵和理念兼備的研究、部署和推動力量。香港的文化政策發展仍處初始的階段。總結國際上的文化政策發展的經驗來看，透過公共政策來推動文化的做法，近數十年來有不同階段性的發展。

　茹國烈指出，政府及社會都要認真思考，在我們一窩蜂投向「創意產業」的發展前，社會應同時以更長遠的目光，去思考港人要如何合力締造及維繫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文化、生活和教育環境，好讓具有真正人文價值及人民意義的「創意生活」，可以具體地在我們這個日漸非人化的社會經濟情境中得到釋放，並得以發展，實實在在地滲透到文化公民每一個層面的日常生活之中。

　特區政府表示，西九龍文娛區落成後，國際頂尖的藝術家和香港傑出的藝術家會在這裡匯聚交流。西九不但是一個創造就業、發展經濟和促進旅遊的地方，更承載了文化界多年來美好的願景——香港的文化藝術更能創出一番新氣象！是否果真如此？等著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