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28] 王安憶寫小說 先用情 放大圖片
文：洪 磬
王安憶是當今華文圈名氣最大的女作家，隨著前作《長恨歌》由香港導演關錦鵬拍成電影，她的小說更為廣大香港讀者認識，成為當代華文小說的代表人物。
嘗試將王安憶的作品歸類，如：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反思、新寫實、自然主義、現實、先鋒派、後現代，都無法概括她的風格，且看她如何談論小說這回事。
小說藝術博大精深，豈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好，偏偏在嶺南大學的這個公開講座上，她要以「我的小說世界」為題，這要如何說起？她很謙虛地將講題再限制在兩點上面：她對小說的認識，以及她與小說的關係。
寫小說盲目自大
早在插隊落戶的青年時期，王安憶就感到自然的偉大。
「大自然的力量沒有痕跡，卻又無處不在。你努力想去描述它，卻又怎都追不上。」
「那時我在淮河——也就是古時的漢地——插隊落戶，雖然正值鬱悶的青春期，莊稼的確很令我喜愛，活生生的，令人驚訝，玉米葉那種形狀呀，人工去扭怎麼都扭不好的。說來好像很多作家都鍾情一種莊稼。蘇童的作品就整天出現棉花。我想，莊稼像是人對自然的服從和征服，同時又能給人溫飽。」
她覺得寫小說只能是「無中生有，盲目自大」，小說作品只能是虛無，大自然已到處埋了伏筆，寫小說的很難插手。
如果我們追不上大自然，或曰現實，那麼小說是甚麼呢？
「每個人都生活在虛構當中。例如母系的歷史、父系的歷史，對於我來說就一點都不真實。」王安憶的父親一九四零年從新加坡回國，然後遇上太平洋戰爭，但這些事實，對於她來說，都不足以構成結實的歷史。
「我看祖父母的照片，感覺是我們只活在當下，而他們將在監視著我們。情景雖然確實存在，但由感官接收時便已變質了。」例如王安憶母親家族的一段懸案。
「我母親娘家姓茹，家鄉有個叫『茹家漊』的地方。『漊』在字典上的意思是溶溶細雨，但在我們家鄉則解作斷頭河，即是死河。」關於這個地方有很多傳說，「傳說有個乾隆四十九年的狀元，又有個桶匠跑到紹興謀生發了跡，後來讓子孫敗了家業……」教自小生在城市的孩子想像連連，悟出故事都是編出來的道理，對左鄰右里的身世故事亦十分敏感。
又一次重見兒時保姆，不知怎的，突然發覺眼前這個垂垂老人，竟然露出俏麗的痕跡。王安憶就想，她年青時必然好美，兩個影像在眼前重疊，如鬼如魅。也許是小說家本能，便想將兩者串起來。這種奇怪想法，往往就是她創作的起步點。
「常有人說構圖甚麼的，但我想，那是拍電影的事。小說家總是注意可以發現出歷史、引發前因後果的東西，因此『尋找』、『等待』這些主題特別適合作為小說的題材。」
「我認為小說是有長度、時間、會延長的東西。最好的例子就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故事有拖延和充滿時間的特質；說書人每一回最後總是說『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而不是別個地方。」
那天王安憶看見一班男生堆中，一個打扮神態都很男性化的女生，又滿腦子古怪念頭。「中性打扮往往是女孩子融入男孩群中的方式，也許若干年後，女孩會在這群男生中間挑選她的對象？」
由少年時大伙玩伴發展出成年以後的愛情，中間就觸及多少人生題材。也許這就是王安憶寫小說的竅門。
也就是這樣，她和作家同行聚會，都不談理論，只談各自八卦和生活瑣事，看在作家口中，再宣之於口，都已變形了。
「小說和現實是有表面上的相似性。尤其在白話小說出現之後，小說對白和現實生活有著高度相似性。」但正因為自然與現實之複雜不可能完全重現，小說注定要是虛化，在有限篇幅中盡可能放進更多東西，靠的就是想像力和感覺。
台下一位新聞工作者問王安憶：我們做新聞的很強調「五個W和一個H」：Who（何人）、When（何時）、Where（何處）、What （何事）、Why（何故）、How（如何），以此五者作為新聞寫作的切入點，那麼她是如何切入她的題材呢？
王安憶的回應是：她很少用這些座標切入一件事，而是由「情」，生活之中遇到的東西，能觸動她的一些感覺。
「例如寫《長恨歌》吧，我的靈感來自九十年代初報上讀到的一段小新聞：一位在四十年代選過美的女人，給一個年青小伙子殺了，而且好像與感情有關。為甚麼一個女人會和一個年齡差一大截的男人拉上關係，何況會殺人的，也不會是甚麼好人了……」這在她心中成為一種懸念，往回一步一步重構，就成了一個故事。先有了人情，然後時空都自然出現了。
「我最不喜歡的自己作品是《流水三十章》，長達三十四萬字。那時總像用一個大結構把情節壓倒，愈看不懂，愈寫得難懂，老想為難別人。」
「後來靜下來再想，決定還是寫那些被打動、和自己有關連的東西好了。」
如果要為她的作品定一個甚麼本質，勉強可說是如此吧。
面對台下滿堂中學生，王安憶微言大義，力圖深入淺出勾勒出小說藝術的大概，雖靦慜而說話急促，但聽者能吸收多少？正如小說要反覆咀嚼，讀者也應將本文剪存，間中覆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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