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20] 豆棚閒話：也說王茂蔭

錢文忠（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自從明朝末年以來，北京城內就寄居著來自西方各國的傳教士，數量很是不小。一般而言，他們都是滿懷宗教熱誠，來開發據說是為上帝所眷顧，而不知為何卻又被長久遺忘的中國這塊神聖的土地的。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長期以來把這些傳教士集體妖魔化了。這種看法當然不對，近年來也確實得到了糾正。

　對傳教士的歷史功過，學術界的評價和過去相比，日見全面客觀，不再一味地批判甚至抹殺了。這固然很可喜。但是，傳教士的情況也實在複雜。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所關心的並不僅僅限於「上帝的事業」。這也是歷史的事實。比如十九世紀中葉在北京很是活躍的俄國傳教士巴拉第（一八四九—一八五八年在華），他的興趣就遠不僅是傳播上帝的福音，可以說，他對大清皇朝的一切都充滿世俗的好奇心。他的屬下自然也是如此。和巴拉第同期在華的修士葉夫拉姆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既翻譯《列子》，又研究中國和安南的關係，還密切關注太平天國，撰寫了不少「漢學」氣息很濃的文字。此外，他還很留意清朝的經濟貨幣政策，寫了《內閣關於紙幣的奏摺》。這些都收入了巴拉第主編的一部多卷本資料彙編。當這部資料彙編被翻譯成德文，並於一八五八年在柏林出版時，書名已是《帝俄北京公使館中國著述集》了。可見，這些作者的傳教士身份似乎已經模糊了。實在地講，這種《著述集》多少是有點收集別國情報的嫌疑的。《內閣關於紙幣的奏摺》通過這個德文譯本受到了博學的馬克思的注意。於是在《資本論》第一卷裡就出現了這麼一條註釋：

　清朝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摺，主張暗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在一八五四年四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他受到嚴厲申飭。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從最後一句話看，馬克思對這件事情、這個人物的重視程度，和他僅僅用一條註釋來處理的方式，似乎很是吻合。然而，正是由於這條短短的註釋，使得王茂蔭戴上了「《資本論》唯一提到的中國人」的眩目光環。

　這位清朝進士出身的侍郎，宛如一件珍稀的出土文物，幾十年來，引發了人們無窮的興趣。由於馬克思和《資本論》在中國乃至世界上的崇高地位，這種情況當然是很容易理解的。評論者的眼光聚焦在「王茂蔭是咸豐時期發紙幣的第一個倡導者，也是鑄大錢的堅決反對者」，儘管多少是震於馬克思《資本論》的威名，卻也實在是題中應有之義。王茂蔭的貨幣理論和經濟思想也的確因此已經得到了充分研究。（待續．下篇於明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