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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澤銘
—中國院士制度應該改革嗎？
兩年一度的中國兩院（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增選在去年十二月終於塵埃落定，中國科學院增選了51名院士，而中國工程院增選50名院士。與此同時，中國科學院前院長周光召和一群資深院士在上海舉辦的「院士圓桌會議」中，高呼改革院士制度，為這件盛舉「贈興」。內地《瞭望東方周刊》雜誌《科學界元老檢討院士制度》一文，引述了十多名院士的意見，矛頭直指院士制度。論壇和相關的文章再次引起內地對有關問題的熱烈爭拗，不少論者認為目前的院士遴選制度陋弊甚多，且欠缺透明度，有激進的意見甚至主張解散兩院。
激發爭論的「院士圓桌會議」由上海科學協會召開，請來了十多名兩院院士、百多名企業家及科技人士，原是一個學術交流活動，但中國科學院院士兼同濟大學海洋地質系教授汪品先讀完一篇論文後，忽然將話題一轉—他認為現今社會將院士捧得太高，到了站不住的地步，這樣的制度不能持續，應該進行改革。他又指出院士是其他人選出來，少一票落選就回家抱孫，多一票就擁有一切，所以各種不同的評選會都要出席發言。但院士真的甚麼都懂嗎？接著對院士的批評就排山倒海而來，有些是檢討院士的遴選制度，有些則針對個別院士的行徑。
提名機制多漏洞
據現時的院士增選制度，候選人可由現任院士提名，科研人員的工作部門、國務院各部委及其直屬機構、解放軍總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國科協等都有權推薦，但被推薦者不可超過65歲。不過，各部門的架構複雜，手續繁多。有不少論者指出，在大學推薦後，還要上報教育部，其間有許多關節需要疏通，但不是每一層的審批人員都具有相關知識。另外，有關科研人員年齡已屆65，就不能再獲部門推薦，若未能厚著臉皮找院士推薦，他便永世與兩院無緣。話說回來，院士是一項外界對個人成就的肯定，是一種榮譽，沒理由要求候選人四出拉票。
院士身價暴漲
院士另一為人詬病之處就是與行政級別及商業利益掛鉤，院士名銜帶來的收益高得驚人。根據法例，院士每月可獲國家200元的額外補貼。早期的院士也的確以這少少的補貼和本身微薄的收入維生。但後來院士收入的花樣日漸增多，而且還與行政級別掛鉤。在一般的內地大學裡，校長為院士提供每年十多萬的津貼是慣常做法，有些大學甚至開出更高的價錢，和送車送樓等手段，從其他地方「挖角」。另外，大學也積極培養院士，每當評審開始時，校方都會預先準備一筆公關經費，用以四出游說。
學校願意開出這種「天價」，可想而知，往後的收益回報定不止這數目。內地的院校排名中，院士的人數是標準之一，而且在申請研究經費上，院士的參與對於審批成功與否有決定性的影響。另外，基於人民對院士的迷信，一個會議的重要程度跟參與院士的數目劃上了等號。一些無關重要的地方會議，希望藉院士提高會議的規格，唯有不斷把紅包往院士的手裡塞。
院士從政 打壓創意
院士除了被神化，還被政治化，內地稱這種現象為「官本位」。不少有識之士認為封官是對成就的「肯定」，內地官員也願意給有成就科學家不同的官位。周光召在「院士圓桌會議」中指出「官本位」現象嚴重影響科研發展。科學是要求不斷創新的科目，樹立太多權威，對研究取得突破不利，對年輕人創新不利。更有甚者，科學與政治太密，衍生很多「潛規則」，在計劃科研項目中，大家只會揣測上層的意思，而不按科學的規律辦事。
港人所熟悉的數學大師丘成桐經常在公開場合痛斥內地這種治學風氣，他早前接受《亞洲時報》訪問時批評內地的學術界只重量，不重質。大學間的競爭只限於數字角力，北大、清華，以至其他的重點大學往往以院士的多寡去量度院校的質素。提拔人才時，又以某位有份量的教授在某場合說的話為準。丘成桐認為這是缺乏自信的表現。
千瘡百孔 各界求變
面對一直以來的批評，中國科學院在2001年公佈了《中國科學院院士科學道德自律準則》回應，內容包括堅持真理、反弄虛作假、堅持嚴謹的科學態度、發揚學術民主和尊重不同意見等。這項規則被外界稱為中科院「十誡」。不過，這種要求成名的科學家和有關的行政機關自律，心若止水，拒絕外來引誘的做法未能平服改革的呼聲。
對於改革院士制度的建議，有激進的意見認為兩院是一切問題的根源。其他如美國和英國等先進國家，並沒有實體的科學院和工程院，只有鬆散的學會，而他們的院士（其實只是會員）也沒有優厚的物質待遇，還要繳交會費。有論者提議不妨參考外國的做法，解散兩院，重新成立學會。不過也有溫和派認為可在現行框架下再作改善，汪品先建議先從遴選制度著手，減少推薦層級，增加透明度。無論改革方法如何，目的都是希望把院士銜頭與利益脫鉤，讓院士回歸為一種「純粹」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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