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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帆船
章 雋
在中國近現代經濟變革中充當領頭雁的廣州和珠三角地區，早在十七世紀世界進入航海貿易時代，就因應而發生了商業貿易模式的轉型。以外貿為先導，開拓市場，以出口貿易帶動各行業的發展。還出現了傳奇性的廣州十三行。這個過程的輪廓究竟是怎樣的？對我們看待今日珠三角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有何啟示？廣東社會科學院明清經濟史研究專家葉顯恩，近日在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舉辦了題為「廣州貿易的轉型與珠三角的商業化」講座，為聽眾勾勒了一條清晰的輪廓。
逐漸興盛的歷史
葉顯恩回溯廣州的歷史說，在公元三世紀以前，今天的廣州地區只是東南沿海轉運中心，位置並不重要。到了三世紀時，航線開通，該地負責珠江水系管理，取代了今日越南河內地區，才成為南海交通的要衝。至唐代，業已成為世界東方的大港。元代時，廣州的地位一度降為次於泉州。箇中原因，是南宋偏安，以臨安（杭州）為都城，這地理因素，讓泉州地位提高，東北亞和東南亞的船隻都可匯於此。明代以後，廣州作為中國海貿中心才又恢復。開國皇帝朱元璋的佈局中，就有三大港口城市的分工：寧波，泉州，廣州。其中廣州專管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往來。歷史和地理的因素，使得在世界的大航海時代到來後，廣州能迅速調整，與之適應。
十六世紀開始轉型
十六世紀是廣州貿易發生轉型的肇始。隨著大航海時代開始，世界進入了海洋貿易時代。154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西班牙人可以經墨西哥到達菲律賓，進而與亞洲進行貿易，葡萄牙人尾隨其後，也佔據了馬六甲。這個時期，中國的舟山群島一帶，成為一個國際性的貿易市場。受貿易影響，江南的經濟模式更新，傳統水稻種植轉變為種植經濟作物。而商業形式也在改變，它表現為四個方面：
其一，貿易的姿態從懷柔變為經濟貿易。在傳統的東亞，國家間的關係受中國這個「中央王朝」的影響，呈現為朝貢方式。別的國家定期到中國朝覲，使節帶來進貢土產，中國皇帝為展示「恩澤」，回贈更多的財富予使節帶回，往往回贈品的價值和數量遠大於進貢品，這是一種不計經濟因素的政治姿態，自然也不是商品經濟的現象。十六世紀後，情況發生變化，他國使節利用朝覲便利，在朝貢品之外還攜帶其它貨品，在中國作私人的買賣。形成較大規模後，明朝政府開始從中抽稅，稅率約為20％－30％。此後私人貿易開始活躍起來。
其二，貿易品從奢侈品向民生用品轉變，過去主要是一地的土特產，變為根據市場指向而選取商品。
其三，非官方的民間海貿商人興起併構成網絡。葉顯恩說，由於明朝禁止私人海貿，所以這部分歷史留下的文獻資料很少。從貿易網絡來看，中國的絲貨運到馬尼拉和呂宋，與流入該地的歐洲白銀進行交換；或者是歐洲的白銀流入中國「攬頭」手中，由後者組織若干雜工，針對歐洲的訂單製造手工藝品。商業網絡隨之逐漸形成。也因為私人海貿受到禁止，所以就催生了明朝官員的參與。商人買進海外貨物，不能私自在中國販售，他們就會結交地方官宦人家，把貨物轉賣給他們，再由這些官宦通過家庭網絡賣出去。當時就有了「官為商者十分之七」的說法。海貿網絡發展的成果是，明朝末年時廣州每年的夏冬兩季都有了固定的集市貿易。
商業形式轉變的第四個表現，是以廣州相聯的市場網絡也發生了變化。原來的高級奢侈品供給集中於嶺北、運河兩岸和京師。明朝中葉後，江南也納入了奢侈品銷售網絡。在海外，中國的貿易對象也變化了。原來是直接和東南亞做生意，間接聯繫歐洲商人；明末時則直接和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做生意，清朝以後，這些國家的商人更直接到廣州來交易。因為規模擴大，清朝廣州專門擴大了城區，「廣州十三行」也隨之出現。外國商人來船先駐在澳門，然後到黃埔辦理繳稅登記，再開回澳門。外商也不得進城，行動要有十三行的中國商人陪同，而且限於城外。
珠三角的商業化
北宋末，利用戰亂後南方開發的機遇，廣東的土地大規模被開發。明朝時開發繼續深化。葉顯恩認為，不同文化氣質的人，經濟文化發展模式和效率不一樣。而珠三角人很善於把握商機。例如根據市場及時擴大經濟作物種植。番禺等地大量種植甘蔗，還出現了專業區，明末佔到了種植面積的40％。清朝乾隆嘉慶時期，珠三角地區和棉產品富足的長三角地區的松江之間還開展了糖棉貿易。
珠三角的經濟作物，除了甘蔗外葉顯恩還提及了茶葉。茶葉在十七世紀傳到歐洲後，十八世紀二十年代飲茶成為了人們的習慣，此後茶葉取代絲，成為中國向歐洲出口第一位的商品。因為產量有限，而需求甚大，機靈的珠三角茶葉生產者，還專門根據歐洲人口味加入各種花類，成為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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