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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羅佩與他養的猿。
陳玨（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現任教於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
高羅佩何許人也？此乃荷蘭人Robert van Gulik （1910-1967）的自訂漢名。近年《華聲報》評選二十世紀影響中國最大的一百個外國人，列寧、白求恩、費正清，乃至克林頓、蓋茨諸公皆次其列，而高羅佩的大名也赫然在內，可見其不同凡響耳。
的確，在二十世紀的上半葉，高氏一身而三任，為外交家，為小說家，為漢學家，其人其事，傳奇的色彩極強，曾經給當時的中國知識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物換星移，半個世紀過去了，現在的讀者，也許會覺得這個名字有點陌生。然而，他留下的漢學著作，從古琴到公案到春宮畫，都有見解獨到的觀察和研究，至今讀來，仍趣味盎然，是一份不應該忘卻、亟待發掘的精彩遺產。
據說，高氏通十五國文字，其父高維廉（Willem van Gulik）為殖民時代的荷蘭陸軍中將，高氏四歲的童年，即隨父到荷屬東印度，小學竟是在爪哇島讀的，成年後，1936年前後踏進外交界，漫遊天下，凡三十年，遍歷美國、馬來西亞、中國、印度和中東諸國，由秘書而參贊而公使，一帆風順，最後以荷蘭駐日本大使，收成結果。這在還遠非噴氣機旅行時代的當時，是極難得的人生經歷，難怪其日後的漢學研究和小說創作，均多「天方夜談」的特殊韻味。
高氏足跡雖遍佈各大洲，其大部分時間則在亞洲度過，於中、日、印三國之文化，都有極深切的愛好，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遠東古物收藏家和鑒賞家，對中國的「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方方面面，尤多出神入化的研究。高氏與于右任、齊白石、徐悲鴻、郭沫若、沈尹默等為友，善書法，能作古文，會仿木刻的插圖，齋名集義，閣號尊明，款落笑忘荷蘭高羅佩（取「一笑忘百慮」意），哪裡有半點外國人的樣子。
高羅佩的成功處，在離經叛道。從十七世紀開始，荷蘭的漢學，在歐洲久負盛名，代代相傳。二十年代擔任萊頓大學漢學講座教授的不是別人，正是法儒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傳燈高弟戴聞達（J. J. L. Duyvendak）。其時高羅佩正在萊頓，習中、日、藏、梵諸東方語言，但他的興趣並不在漢學正統的經典研究，不僅其業師不是戴聞達，甚至其博士論文也不是純漢學，卻是一部《馬頭明王諸說源流考》大著，分析中、日、印、藏的「拜馬教」傳統，這正是所謂的跨學科和跨文化研究也。
高氏的漢學成就之與眾不同，又在於他的古文、琴藝、國畫、書法造詣，即使比之與中國文人，某種意義上，亦不遑多讓。我們知道，對漢學家言，讀中文最易，講中文次之，寫中文最難。能讀通文獻，但中文說得很差的漢學家，比比皆是。能夠把中文說得像播音員一樣字正腔圓者，就為數不多。能夠寫一手精彩的現代白話文者，則寥若晨星。高羅佩不僅能夠寫道地的文言文，並能奏高山流水。高羅佩每天練字，曾以狂草書程顥詩贈陳之邁，神韻淋漓，可見不是個一般人所謂的漢學家。正因為如此，高羅佩漢學遺產的整理，似應該由中國人和外國人一起來做。
高羅佩的另一愛好和成就，是寫作偵探小說。他的偵探小說的取材，來之於中國，以初唐狄仁傑故事為間架，用英文寫出了一系列高氏的「狄公案」，有《迷宮案》、《紅閣子》、《黑狐狸》等等，形成一個在國際間名聞遐邇的系列品種，翻譯成多種文字，暢銷百萬冊，而在80和90年代出版的陳來源等的中譯全集，文體仿明代白話，頗為傳神。
回想我首次認真讀高羅佩的著作，是九十年代初在普林斯頓剛開始研究初唐的傳奇文《補江總白猿傳》時，由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師指點，參考了高氏的文化歷史學名著《長臂猿考》，獲益匪淺，記憶猶新。事隔十年，去年十二月我去柏林開會，經洪堡大學漢學講座教授常志靜（Florian Reiter）介紹，結識了德國國家圖書館書目部主任Hartmut Walravens博士（早就聽杜師說過，此君是歐洲對漢學史懂得最多的幾個專家之一），促膝長談，一見如故，他告訴我很多不足為外人道的有關高羅佩資料的線索，深感對高羅佩的漢學遺產作跨國界和跨世紀的學術史整理，尤為必要。饒宗頤先生是高羅佩的同時代人，又是當代對高羅佩所研究過的各種學問——包括琴道、書畫和悉曇——最有發言權的一位主流漢學大師。我會後途經香港，將此計劃向饒先生求教，饒師甚為鼓勵和支持，允隨時指點，遂會同鄭煒明兄和丁國聯先生，共同進行。這組有關高羅佩其人其書的「天方夜談」，便是副產品，將擇其七部名著，逐一分析，在《文匯園》的周末，陸續與讀者見面。（新世紀重讀高羅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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