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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濤
又一次讀唐德剛先生著《胡適雜憶》，還是感覺到一個生龍活虎的胡適。我真是傾倒於唐德剛的文筆和思想深度。現在我要說的不是胡適的長短。我說的是，七十年代，在唐德剛寫這本書時，美國的一種文化現象。中國現在的學術界、出版界，頗有點與那時的美國相似。《胡適雜憶》第三章《三分洋貨，七分傳統》開篇就抖出胡適夫子只寫出「半部《中國哲學史大綱》」這回事兒，究其原因，是胡適對中國佛教史沒弄清楚，沒弄清楚就不敢下筆，「一個神會和尚已夠他忙一輩子了！」所以胡適不是下筆千言，而是落筆甚慢。這是「盛名之累」，「他不得不特別謹慎」。下面的話，半是調侃，半是譏諷；半向胡適，半向眾生。我不能不引一段原文請讀者看看。說的落筆慎重的事：「但是此事閻王可做，小鬼不能做，也不必做。尤其是所謂『留美學人』，在這個『不出版，就隕滅』（publish or perish）、以學問為商品的社會裡，讀三本書就應該寫五本書。禍棗災梨，那是果樹遭殃，與學人何干？所以在美國的科舉裡，與果樹為敵，才是加薪晉級，名重上林的不二法門！」
說到這裡，我不禁想到《文匯讀書周報》（2006．4．14）的一則《讀者短箋》題為《「梨棗」之誤》，說到一位中學的高級教師，在央視的《百家講壇》講課時，竟把乾隆皇帝動員民間獻書，「壽之梨棗，以廣流傳」解釋為「你獻了書，國家要對你進行適當的補償，提出表揚，給你倆小錢兒，買吃食去（梨子和棗子）。」其實此處的「梨棗」是指梨木和棗木，因其木質好，古代刻書多用這種木頭。《短箋》的作者也說，「梨棗」是常見於古書中的詞語，中學高級語文教師在央視的重要節目裡如此錯用，也可見學問功力之差。
現在還是說唐德剛的此番議論。說到「加薪晉級」，我們這裡為了這事兒，什麼手段沒有用？什麼手段沒有效？這且不說。往下看關於做學問的事吧。唐德剛說，在七十年代的美國，「現代的學問已與胡適當年不同。以前老一輩學者動輒來一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現在的學者能搞個「蕭紅女史」或「江青同志」也可名利雙收。大家各鑽其牛角，你不必鑽得太深也就足夠做個專家了。何必學胡大師去鑽《水經注》呢？所以胡適那一套也是害盡蒼生，他地下有知真應該飲恨黃泉。」很明顯，這裡表面上調侃的是胡適，切責的卻是學界的輕浮淺薄，不下工夫，也無功力。我想所謂「江青同志」是與「蕭紅女史」對言，也就是說，年輕學人要寫書，要出名，拈起現代的某人，搜集不多的材料（那是比較好搜集到的），就能湊成一本書。要是去寫胡適一輩子都沒弄成的「神會和尚傳」，你試試？至於弄《水經注》，胡適當年就小瞧了這個題目，以為半年幾個月就能弄出眉目來，以他這麼聰明的人，這麼用功的人，這麼懂得「方法」的人，這麼會搜集資料的人，弄二十年也不見大效。何況他人？
這也是望之殷，責之切。其實，現在我們許多年輕人，從傳記入手走向文學和史學的學者，是很不少的。我讀過一些傳記，覺得很不錯。應當說這樣的書於讀者有益，而對於學者來說，從個案入手，對於解剖一個時代或一個社會，也是有好處的。當然，取巧應付的人也是不少。寫了一兩部傳記，就自以為是大學者的人，也曾有過。報刊對此也多有批評。另外，一到某名人的生辰，一批書就要出現。所謂「文字剪剪，照片裁裁，新書出來」。這倒真是如唐德剛說的，受商品市場力量的支配。不受影響是不可能的，全受支配則永遠出不來新的、胡適一級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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