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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思棻與他的畫像
——劍橋漢學緣之四
■陳 玨
二十世紀下半葉，西方的漢學大佬中以參與其本國的對華政策之制定，一言九鼎，而有全世界聲譽者，有兩位自訂的漢名都姓「費」的先生，而這兩位「費」公與杜希德都結下了不解之緣。第一位是地處北半球美國的費正清（John Fairbank）。對中國讀者，這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大家知道，一方面，戰後的美國，他在協助歷屆的政府確定與中國的關係方面，舉足輕重，其「國師」之譽，名副其實，不遑多讓。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道地的學者，執哈佛的漢學研究之牛耳幾十年，與杜希德共同主編十五卷本《劍橋中國史》，一今一古，珠聯璧合，傳為雅談。第二位是澳洲漢學界的費思棻（Stephen Fitzgerald），此君既是七十年代初澳中建交後的首任駐華大使，又曾任澳洲國立大學的遠東歷史系的教授，並在七十年代末為系主任。讀者也許不知道，在上世紀的澳洲國立大學中，曾有過兩位享國際聲譽的漢學家。一位是後來回瑞典接任斯德哥爾摩大學漢學系主任的馬悅然，今天是炙手可熱的諾貝爾獎評委，六十年代則擔任澳洲國立大學東方語言系主任。另一位就是這位費思棻。這樣一位名副其實的政治與學術的兩棲人物，稱之為南半球的「費正清」，也並不為過。而日後在學界和外交界春風得意的費思棻初出茅廬的成名作《中國與海外華人》，就是因杜希德賞識，而收入《劍橋中華文史論叢》出版的。
這一部《中國與海外華人》，研究的是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年的北京的僑務政策的變遷，涉及共和國建國以後各階段的華僑政策的變遷和海外華人的活動史的方方面面，為這方面的研究設立了一個先驅性的榜樣。今天的海外華人的問題研究，不管在歐洲、北美，還是在澳洲和亞洲，都是一門很熱的「顯學」，但三十年前，在古代中國的研究佔主導地位的漢學界，則還是「冷門」。再者，澳洲國立大學是今天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現代中國的研究重鎮，當時在這個領域裡卻還剛剛起步，費思棻和後來曾出任香港大學校長的王賡武先生，就是當年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一代拓荒者。回首當年，一個澳洲的學者，要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本寫中國當前的政策研究的學術著作，談何容易。
所幸者，杜希德常敢破格。就我近年在協助杜師籌備《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的中文版出版時所知，他在七十年代初，至少有兩次大手筆的破格。一次是如今已名滿天下的黃仁宇的處女作《明代稅收與財政》的手稿，被哈佛出版社拒絕，而有倒海翻江之神通的費公正清夾在意氣用事的兩造中間，竟一籌莫展。杜師閱讀了手稿，當機立斷，將此書收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出版，黃氏方一舉成名（黃在其身後出版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對杜師知遇之恩，有詳細介紹）。另一次的「出冷門」，就是決定把費思棻的這部處女作收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一九七二年，《中國與海外華人》出版後，費氏旋於次年即出任澳洲首任駐北京大使，而費氏在此書中對當代的海外華人的研究領域之開風氣之先的功勞，更不可低估。
中、澳建交，早於中、美的建交，費思棻任駐華大使時，當今美國的總統小布什的父親老布什正是駐京聯絡處主任，據有關記載，費思棻曾給予後來是美國總統的老布什多方鼎助，傳為逸聞。大使卸任後，費思棻重返教壇，在國立大學培養了一代學人。他當年所主編的《澳中事務》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是今天西方的權威刊物《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前身，至今仍影響巨大。
時光流逝，費氏在八十年代，辭去職教，利用他多年的人脈資源，成立費思棻諮詢公司，開發澳、中的貿易和投資，幹得之紅火，不亞於學術研究和外交斡旋。二○○三年，有個叫趙大陸的移民畫家獲得了澳洲富盛名的藝術獎項「阿切博爾德人民之選獎」，其獲獎作品竟是一幅費思棻的肖像，名曰：《老費》，為五萬多澳人的選票選出，這位傳奇式人物在南半球之知名，可見一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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