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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遠山
郭象及其追隨者對《莊子》的刪改曲解只是莊學奧義沉埋千古的表層原因。歷史之父司馬遷與一代文豪蘇東坡判斷《莊子》實質的分歧，無可辯駁地證明：莊學是專制廟堂及其儒學意識形態的終極天敵，才是莊學奧義沉埋千古的深層原因和根本原因。《莊子》傳世兩千餘年，儒家士林能夠提交以及專制廟堂樂意接受的只能是錯誤答卷，洞悉莊學奧義者對此只能沉默。
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認為莊子「詆訾孔子之徒」的司馬遷，硬被蘇軾斥為「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世上竟有此等奇事：越敬佩你就越斥罵你？越援助你就越擠兌你？蘇軾論證其詭辯的荒謬邏輯是：「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指《雜篇．天下》）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莊子祠堂記》）
不屑齒及，竟然是「尊之至」！那麼《天下》未曾齒及先於莊子的列子等無數人，也未曾齒及與莊子同時的孟子等無數人，難道也是「尊之至」？何況《天下》決非莊子親撰，《內七篇》並未對孔子不屑齒及即為鐵證。古典中國屈指可數的文化巨人蘇大鬍子，難道也是囿於儒學成見的陋儒？
千年以來，莊學家大都以為這是蘇軾的真心話，因而或讚其卓識，或斥其糊塗。然而蘇東坡私下又曾說過：「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蘇轍《墓志銘》）他不得已而作的違心謬論，僅僅說明了兩千餘年中華帝國史的殘酷真相：與剛剛開始「獨尊儒術」的漢武帝同時的漢人司馬遷指出《莊子》之實質危險尚小，但宋人蘇東坡若挑明《莊子》之實質，就必有兩個結果：一、罹禍招殺，如同「非湯武、薄周孔」的嵇康一樣被誅殺。二、殃及《莊子》，如同墨家、名家、楊朱之書一樣被剿滅。因此酷愛《莊子》的蘇東坡不得不對《莊子》「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表面上說莊學是儒學友軍，實際上卻「有見於中，口未能言」。即便謹慎如此，蘇軾依然因其「一肚皮不合時宜」而身陷「烏台詩案」，遭到終生迫害。倒是欲滅《莊子》而後快的理學家程頤不憚直言《莊子》之實質：「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二程遺書》）
至此也就不難明白，莊子的「支離其言」與蘇軾的「口未能言」理由相同：一避生前己身被害之禍，二免身後己書被滅之厄。「支離其言」當然有得有失。其失有二：極為難懂，易被曲解。其得也有二：語妙天下，必傳後世。洞觀千古的莊子必定預知：千年曲解妄注之後，終有絕地反擊之日。
一九一一年帝制終結之前，洞悉莊學奧義者不乏其人。除了身在廟堂、心在江湖的蘇東坡，誤入廟堂、急流勇退的陶淵明就是一位。其《五柳先生傳》曰：「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與蘇東坡「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一樣，陶淵明的「不求甚解」其實是「不告甚解」，所以他在另一處又暗藏玄機：「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此詩被譽為「陶詩之冠」，無數古人言彼意此地讚揚這首詩的另外兩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然而僅憑這平淡無奇的兩句詩就把陶淵明捧到天上，就太莫名其妙了。其實讚陶者大都明白陶詩的弦外之音。
「竹林七賢」中，對專制廟堂認識最深刻的並非楊朱般激烈峻急的嵇康，而是莊子般支離其言的阮籍，其八十二首《詠懷詩》成為難以索解的千古詩謎，其實只要洞悉莊學奧義，每首詩的謎底就昭然若揭——古典中國的所有文化啞謎，幾乎都是如此。
阮、陶、蘇三子，都深得莊子「得意忘言」並「支離其言」之妙旨，其他洞悉莊學奧義者也無一例外。沒有一位古典中國的文化巨人，不把《莊子》視為至愛秘笈，因為《莊子》是專制時代渴望自由的士子唯一的靈魂聖地和精神氧氣。除了《莊子》，找不到另外一部曾被所有大詩人、大畫家引用過的先秦經典。因此士子們寧作違心之論，也不願專制廟堂剿滅《莊子》。直言《莊子》之實質，必被他們視為可恥的告密。這一古典中國的最大秘密，竟被他們無比默契地集體保守了兩千年之久。於是郭象以降的舊莊學，就被《莊子外篇．天地》不幸而言中了：「至言不出，俗言勝也。」（莊學卮言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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