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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望子成龍不是錯，但放暑假讓孩子輕鬆一下也有一定的作用。
文：謝德華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導師
英國文化學者Raymond Williams表示，消費一詞最早的用法是指「摧毀、用光、消費、耗盡」，所以消費無論如何都要加以控制和疏導。而從法國學者巴岱儀（Georges Bataille）的觀點來看，資本主義社會試圖引導鋪張，使之成為一種全面的、無止境的經濟增長。以商品交易會為例，英國社會學家邁克．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形容是「提供了場面壯觀的影像、光怪陸離的商品陳列、含混不清的邊界，以及交集著各種各樣的聲音、動機、影像、人群、動物與物品的龐大而混亂的場景。對於那身處其中的人們，尤其是作為文明進程一部分、努力控制自己的身體與情感的中產階級來說，混亂的文化場所如商品交易會、城市、貧民窟、海濱勝地，已經成為了激情、慾望與纏綿悱惻的懷舊之情的源泉。」這裡所強調的，就是後現代主義無深度的消費文化的直接性、強烈感受性、超負荷感覺、無方向性、記號與影像的混亂或如膠似漆的融合。
儘管如此，這樣的體驗或感知，需要行為的約束和控制，如英國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所說：「社會體系需要一個分段的時間維度……消費品的用處就在分割這些測距；消費品的各個質量等級，源於區分歷年和生命周期中各時段的需要。」有見及此，消費活動便更以商品為媒介，使人與事的分類流程中產生的一整套特定的判斷顯現、固定的過程。所以，我們已把消費定義為一種儀式性活動，而暑假只不過是這種儀式之一。
消費的黃金檔期
在現代教育中，暑假是經歷義務教育洗禮的學生們每年一度的悠長假期。中產階級社會的主流價值取向，經常以打造一個使學生難忘的暑假為依歸。結合了大眾傳媒和商品消費的力量，今年的香港書展便錄得了歷年來的最高入場人次紀錄——68萬。
一個由《明報》及仁愛堂合作進行的調查指出，在187名住在屯門、荃灣、深水步、將軍澳等地區家長中，近半數在今年暑假都有為就讀於幼稚園的子女安排1至5項暑假活動。55名家長承認，共花了500至2,000元在暑假活動上。但月入少於1萬元的家庭中，約三分之二家長完全沒有為子女安排暑假活動。
其中一名受訪家長更表示，不參加活動，怕孩子到小學追不上，自己又沒有時間教，唯有請人安排活動，花費就當推動香港經濟，可見暑假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何其重要的消費時段。
季節性社會族群的出現
另一方面，內地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暑假的大眾消費也變得愈來愈重要。《海峽都市報》指出，暑期製造了多個季節性社會族群：
（一）出行族：分數決定旅行長短——每年中高考試結束。為了犒勞子女，不少內地家長都帶子女出去遊玩。
（二）上網族：日夜顛倒猛玩遊戲——中高考結束後，不少學生都會聯群結隊到網吧瘋狂地上網。
（三）娛樂族：聚會K歌仍是首選——有趣的是，和高考前相比，一些商家所特設的高考房，精心搭配的營養餐安排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放鬆、釋壓為目的各種K歌娛樂節目，其中以KTV唱歌和茶館打牌最為中學生歡迎。
（四）打工族：增加閱歷減輕負擔——不少學生成為了臨時工的促銷人員。很多學生認為考前一整年間在做腦力活動，基本沒有做過甚麼體力活。這樣反而削弱了自己動手和生活能力，所以考後當臨時工可鍛煉大腦以外的部位，也可算是一種壓力釋放。
還學生一個悠長假期
除了以上四個族群外，還可加多一個「家教族」——暑期家教市場熱爆，因為在內地，幾乎每間學校都有一個類似家教服務中心性質的機構，僅北京市一年就存在一個價值約2億人民幣的家教市場。
天津《今晚報》在今年7月尾一篇報道指出，暑期的家教市場依然火熱，而且家教只增加了新的內容——心理輔導。
弔詭的是，天津市教委在今年六月尾向全市發出了中小學暑期工作安排意見，強調各學校要確保師生暑期充分休息，嚴禁舉辦各種文化課補習班、提高班，讓學生過一個安全、有意義的假期。其作用無疑是響應數年對中小學喊得最響的一句口號——「減負」，即少給學生學習任務，還他們一個真正的假期。
輕鬆過渡 讓小孩變大
暑假對孩子來說，應是一段心理上的緩衝和釋放的時期，家長應該讓孩子多「體驗」，應多帶孩子去旅遊、參觀等，讓他們擴闊視野，拓展知識等。
內地心理學家呂耀明認為，「中高考後，學生的放鬆應該首先要考慮到角色轉換的問題。從中高考期限的長期壓抑到考後的自由輕鬆，是個角色轉換過程，而從初中生到高中生，從高中生到大學生，這也是一個角色轉換過程。考試後，新的學習、生活和處世方式也是全新的，暑假其實正是一個好的放鬆並過渡的時機。學生應抓住這個機會放鬆的同時，加強自立的鍛煉，以期早點實現角色轉換，使自己盡快地進入另一角色。」
既然暑假是為緩解學生學習壓力而設立的，暑假的享受本體就是學生，所以如何度過暑假的主動權要交還給學生本人。只有照顧到他們的情緒，再給予合適的指導意見，這樣對於學生而言，才能感受到暑假的意義所在。
活動過多 阻礙成長
社會學家大衛．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在《童年之死——在電子媒體時代成長的兒童》（After the Death of Childhood：Growing Up in the Age of Electronic Media）中指出，由於兒童更多的休閒時間受到家長的監督，使他們的自立性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那麼相應地，投注在他們休閒娛樂活動上的經濟資源，也顯著增加了。
就以仁愛堂的調查為例，其中一名受訪家長為於今年9月升讀小一的兒子所安排的暑假活動如下：
周一：休息（或普通話）
周二：英語會話班
周三：鋼琴班
周四：休息（或普通話）
周五：公文數班
周六：跆拳道班、管弦樂團練習
周日：乒乓球班
兩個月的暑假活動消費不菲，總共4,000元，但已比去年的安排少了繪畫、陶瓷及非洲鼓。
這樣，暑假活動其實變相是一種「速成術」，和一般成人愛讀的「速成法門」、「速成手冊」分別不大。這讓筆者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在《給新新人類》一書中提出的「慢慢讀書的方法」。
大江健三郎指出，讀書要慢慢讀的自我訓練，是因為有時候真正想讀的書，如果不慢慢讀，就無法掌握內容，這種情況有必要慢慢讀……雖然相當困難，不過如果你覺得現在讀這本書很重要的話，即使時間很短，也要每天——這每天也是很重要的——去讀書，一點一點讀下去。
套用大江健三郎的說法，只讓孩子在暑假讀他們愛讀的書，是功利的做法。應該要做的是，讓孩子在暑假繼續讀完他們未讀完的書，或重新閱讀舊作。就好像當代德國名作家威廉．格納齊諾（Wilhelm Genazino）在其小說《一把雨傘給這天用》（Ein Regenschirm fuer diesen Tag）中所言：「再度獲取和他們自己有關的體驗……不靠電視、假期、高速公路和超市。」
現代化中產社會家庭，每多認為暑假提供太多閒暇給子女，而功能性地把它們予以填飽，安排密密的活動，期望子女不會疏懶。這意味著暑假都不要閒下來，因為「人活著，並不是為了工作，但是人卻必須為自己的工作而活。」（出自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同理，「學生活著，並不是為了分數，但學生卻必須為分數而活」。
暑假應該放假
德國哲學家尤皮柏（Josef Pieper）在其《閒暇—文化的基礎》（Leisure: The Basis of Culture）中指出，「當一個人和自己成為一體，和自己互相協調一致之時，就是閒暇……閒暇因而是一種精神的現象……因而是一種投入於真實世界中，聽聞、觀看及沉思默想等能力的表現。更進一步看，閒暇同時也是一種無法言傳的愉悅狀態，並由此認識這個世界的神秘性格，為信仰提供某種信心，讓事情順其自然發展。」
因此，人的存在並非僅為了工作，工作不是手段，閒暇才是目的。提供閒暇予學生，使其有充滿了難忘體驗和記憶的暑假，應該是現代社會的進步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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