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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繁露》
——劍橋漢學緣之八
陳 玨
今年見報載，《董仲舒研究》季刊在董仲舒故鄉創刊，填補了「董學」研究的一項學術園地的空白。董仲舒之名頭也大矣，相比之下，「董學」之研究也冷矣。因此油然想起一段往事：十年前在大洋彼岸，《劍橋中華文史叢刊》推出《編年到經典：董仲舒之春秋詮釋學》，著者桂思卓（Sarah Queen）是一位年輕的漢學家，該書乃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的改寫，曾以新見而驚一時。然而，這一部「董學」的補缺之著，至今極少為國人所知。
美國漢學界，有不少巾幗不讓鬚眉的女將，其中至少有三位的崛起，與《劍橋中華文史叢刊》有關。我們在以前談到的伊佩霞（Patricia Ebrey）和柏清韻（Bettine Birge）二位，都是哥倫比亞大學出身，現在分別任教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和南加州大學，可以說是西海岸女將，而本篇涉及的桂思卓，哈佛畢業後，任教於康涅狄格州書院，則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東海岸女將。這位如今在北美漢代的研究界縱橫馳騁的正教授，當年在十年寒窗下，開始撰寫這一部博士論文的時候，還在已故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名家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門下苦讀，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哈佛女孩」。
漢代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有千秋定評。正因為如此，繼乾、嘉之後，近代經過孫詒讓、蘇輿、劉師培、王國維和傅增湘諸氏的考訂，二十世紀對董仲舒的研究，反而顯得不怎麼活躍，似乎董仲舒已沒有什麼再可以研究的了。就董仲舒的名著《春秋繁露》而言，情況亦大同小異。不少人似乎滿足於這樣的一個陳陳相因的結論：董仲舒之獨尊儒術也，是為維護當時的既定政治和社會制度，而《春秋繁露》的真偽，在宋代的程大昌《演繁露》和《續演繁露》問世後，指為偽書者，代不乏人，但證偽有新見者，為數頗少。正因為較缺乏力證，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力辨該書或混有後人之作，基本著作權仍當歸董氏之後，國內學術界的很多人便暫時接受了此說。
海外不然。時至上世紀，在西方的漢學界，談到對《春秋繁露》的證偽，不能不提到一位瑞典老前輩。此西儒不是別人，正是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榮休教授，今天的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馬悅然（Goran Malmqvist）。馬悅然是二十世紀的北歐漢學界鼻祖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的高足，運用乃師的音韻學獨傳之秘，根據文本的音系，考訂《春秋繁露》的大部分都是南北朝後期的偽作，固精彩紛呈，但華洋隔膜，國內學術界對之亦知之不多。
隔海相望，日本漢學界，也有人深疑清儒的《春秋繁露》著作權判斷。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慶松光雄、田中麻紗、近籐則之等都從文獻學的不同角度，認為《春秋繁露》至少有相當部分的篇幅為偽作，偽作炮製的時間，或可長達從西漢中葉至六朝之末。進入新世紀，日本學者對《春秋繁露》的研究，仍在繼續，值得一提的是新田幸治所主持的東洋大學《春秋繁露》研究會，從一九九○年開始，長年累月，搜集了《春秋繁露》的各種版本的資料，還有後人的研究資料的目錄。隔周每周一，該研究會的成員便聚會，交流心得，進行《春秋繁露》註釋稿的工作，成績斐然。今後或會對《春秋繁露》之真焉偽焉，發表新看法。
桂思卓的研究方法，與上述的音韻學和文獻學方法不同，用的是所謂宗教歷史學方法，以此解《春秋》，以此解《公羊》，以此解《春秋繁露》，認為《春秋繁露》之編纂，在董仲舒之身後，介乎三世紀至六世紀間。有理有據，居然講得頭頭是道，即使廁身於上述海外的「董學」研究各大家之列，亦毫無愧色。
我不是《春秋繁露》的專家，該書之真焉偽焉，無可置詞。但學術乃在懷疑中發展，潮流在辯論中形成，值此「董學」研究在海內復興的時節，我們隔大洋而觀火，讀一讀「哈佛女孩」重評董仲舒，應不為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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