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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潤凱
陳夢家（1911－1966），浙江上虞人，早年為新月派代表詩人，後埋首故紙堆，成為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國史大綱》，錢穆（1895－1990）著，1940年一經出版即風行全國，成為通用的大學教科書，美國學者鄧爾麟譽為「中國現代史學上的不朽著作」。那麼，陳夢家與錢穆的《國史大綱》有什麼干系呢？
錢穆晚年追述師友往事，寫成《師友雜憶》一書，對生平學術交遊敘述甚詳備真實，足為中國現代學術史添一「客觀之旁證」（錢穆《師友雜憶．序》）。書中〈西南聯大〉一章有近五六百字述及作者與陳夢家的兩夕懇談。錢穆的追憶毫不含糊，可見其對當時的情景歷歷在目：「一夕，在余臥室近旁一曠地上，夢家勸余為中國通史寫一教科書。」而當時錢穆以材料太多，所知有限，暢論當以俟來日作答。陳夢家不以為然，直言道：「此乃先生為一己學術地位計。……但先生未為全國大學青年計，亦未為時代急迫需要計。先成一教科書，國內受益者其數豈可衡量。」但錢穆仍猶疑不決，僅以「容余思之」應對。
然而陳夢家並未善罷甘休，而是繼續力行敦促。「又一夕，又兩人會一地，夢家續申前議，謂前夜所陳，先生意竟如何。」錢穆另以流亡顛沛，機會難覓，著述當俟他日來搪塞。陳夢家連曰不然，規勸道：「不如今日生活不安，書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課堂所講，隨筆書之，豈不駕輕就熟，而讀者亦易受益。」錢穆終於改變初衷，表示願先成一體例，再用兩年時間成書。陳夢家欣喜過望，卻不忘再三叮囑：「幸先生勿變今夕所允。」錢穆最後寫道：「余之有意撰寫《國史大綱》一書，實自夢家此兩夕話促成之。而在余之《國史大綱》引論中，乃竟未提及。及今聞夢家已作古人，握筆追思，豈勝悵惘。」
此係西南聯大文學院在雲南蒙自辦學期間之事，時間當在1938年四五月間。之後文學院遷返昆明。錢穆因已決意撰述《國史大綱》，故卜居宜良岩泉寺，以半星期去昆明任課，半星期閉門著書。如此，至1939年6月，「而全稿始竣，則先後亦十有三閱月矣」（錢穆《國史大綱．書成自記》）。正是陳夢家的再三敦促，才有了這部擲地有聲的珠玉之作。陳夢家之於《國史大綱》，不啻於助產士之於新生嬰兒。
若將陳夢家的兩夕懇言作為學術事件，並置諸百年學術史中，當更加引發許多治學的深思與餘震。
就陳夢家而言，其史識與史觀著實讓人欽佩。歷來有研究者將陳夢家的學識人為地進行分割，文學家只看到他的詩人身份，史學家只把他視為古文字專家和考古大師。事實上，我認為用「游刃於文史之間」一語更能概括他畢生所從事的事業。單從敦勸錢穆作《國史大綱》一事來說，他的詩人與史家的雙重氣質，使他的識見往往勝人一籌。作為史家的陳夢家對錢穆的功力可謂了然於胸，認定其必能著一出色的通史，故不憚出以史家的執著，一再敦請錢穆勉力而為。相較而言，史家傅斯年自稱「向不讀錢某書文一字」，怕是為成見禁錮，而缺失了陳夢家那種詩人的通達與瑰奇想像吧。作為詩人的陳夢家曾於1932年初投身十九路軍，參加過上海南翔一帶的前線抗日，並據此寫成組詩《在前線》；而這一次，詩人的現實情懷與濟世抱負在錢穆面前同樣表露無遺，作學術研究不是為了獨善其身，而是必須有益於當世，具體到抗戰的大前提，則須「為全國大學青年計」、「為時代急迫需要計」。錢穆不負陳夢家的寄望，《國史大綱》一出，多少青年學子「讀此書，倍增國家民族之感」。
就錢穆而言，學術交遊往往催生學術創見，此為現代學術史的又一明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學術的靈感多由師友促發，學術的砥礪更是良師益友的日常功課。比如，胡適立志作白話詩，倡言白話文運動，便是一幫留美朋友相互啟發甚至論戰的結果；俞平伯作《紅樓夢辨》更是其與顧頡剛通信探討《紅樓夢》的結晶。學林佳話，不勝枚舉。陳夢家曾在燕京大學選讀錢穆的上古先秦史，抗戰後兩人同在聯大教書，可謂亦師亦友。應當說，錢穆自1933年於北京大學任「中國通史」講席開始，即有心撰寫國史，只是認為「通史大業，殊不敢輕率為之」（錢穆《國史大綱．書成自記》）而已。陳夢家兩夕談促成錢穆動筆撰述，既有機緣巧合，亦有錢穆對於學術交遊與切磋的看重在裡面。師友交往常見珠璣，獎勸誘掖自不能忘，這也是錢穆晚年猶用心書寫《師友雜憶》、追述陳夢家兩夕懇言的原因所在。
就中國的學術而言，陳夢家兩夕談部分回答了抗戰時期學術界猶能保持學術水準的問題。很多人心有疑惑：抗戰八年生活艱難，著述環境更是難堪，大學教育水準卻沒有大滑坡，學者著作水準也絲毫沒有兌水現象，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以「國家不幸詩家幸」這句話來衡量抗戰時期的學術盛況並不為過。一方面國難當頭，學者們流離顛沛，作為著述要件的「天時地利人和」，沒有一樣和他們沾邊；但另一方面這時的學者們卻有兩肩的家國擔當與滿腔的學術道義，他們視學術為名山事業，不計一時的名利，做起學問更能心無旁騖，全情投入，故多出經典，多出乾貨。
陳夢家兩夕談，一夕談家國道義，所謂著述應為青年與時代計也；又一夕談潛心用勁，所謂「如平安返故都，先生興趣廣，門路多，不知又有幾許題材湧上心來，那肯盡拋卻來寫一教科書」也。《國史大綱》就是這兩夕談的一份完美答卷，也是抗戰中學術經典的標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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