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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我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高峰期之一，商業在農業、手工業快速發展的基礎上獲得前所未有的全面發展。
中唐以降，傳統的坊市格局已無法適應城市發展的要求。至宋，隨著社會的需求和工商業的發展，民商雜處，面街而市，星羅棋布的店舖經營、串街走巷的小商小販、定期舉辦的廟會等成為宋代城市市場繁榮的表徵。文化市場由於造紙、印刷技術等先進科技的廣泛應用，交易方式、交易內容較之前有了質的突破：娛樂市場涉獵領域進一步拓寬，商業成分更加濃重，專業演出場所—勾欄瓦舍也出現了。商品流通規模增加，過去只有皇室或高級官僚才能享受的物品都成為市場上常見商品。
宋代經濟重心南移，東南海路交通成為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貿易範圍較之前代大為拓展，進出口商品的種類和數量日益增多，商品交易出現多元化。海外貿易豐富了社會生活，滿足了人們的各種需求，更為重要的是拉動了沿海地區的經濟。
宋代詩人們具有積極的入世精神，以詩歌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經濟主張，貼近社會實際，反映民生疾苦。對下層社會民眾的關注，與宋代文人的人文關懷密切相關。世俗化審美意識體現為觀察視角與取材的高度平民化、生活化、多樣化的特點。悲天憫人的詩人天性使其關注社會下層。生活直白，在現實生活中，在整個上層社會尚奢之氣、遊樂之風、狎妓之風特別興盛的背景下，詩人們的作品較多的展現他們感興趣的吃喝玩樂，涉商詩中有關酒樓、歌館、妓院的記述就相當多，同時融入了詩人情感的寄托與價值選擇。
宋代有從上至下的遊宴之風習。這種享樂雖然主要是個人慾望的滿足，但又包含朝廷誕節賜宴及節序賜宴。這種宴遊是很難分清究竟是「屬官」還是「屬私」事的。
這種「分不清」，從另一個意義上說，證明官方對遊宴享樂的提倡，往往「官」「私」混雜，無形中，為私慾及私情合理化提供了官方依據。隨著人的私慾之擴張，同時帶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如社會普遍的蓄妾狎妓之風，像晏殊、歐陽修、范仲淹、蘇軾、辛棄疾皆未能免。這些風習，都是官方提倡富貴享樂而社情民意日趨世俗化進程中，人們貪求享樂的私慾增強之表現。
在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的交流互動過程中，已進入上層文化圈的文士，有些原本屬貧寒的庶民，在他們的文化性格中，世俗與高雅共存——這正是宋代文化的特徵之一。正是這種特點，使柳永成為宋代上層士紳文化與下層世俗文化達成和諧的文化個體的代表。
也因為這個特點，使宋詞與正統詩文的教化功能迥然不同。宋代的詞作者，許多生活浪漫、性格疏放、感情豐富、個性獨立。尤其是士紳階層中的詞人，從思想觀念和行為習慣上，均表現出與世多忤或超然不群的態度。 （網絡資料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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