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羊璧
從古代傳說的黃帝炎帝之爭,到後來的逐鹿中原,政治領袖一般都泛稱為君主。其實那中間應該有一個不同的社會階段,早期部落社會經過爭奪之後,出現一個共同承認的領袖(如黃帝)。這個時期的領袖,黃宗羲認為是「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人受其利」(明夷待訪錄)的,後來,進入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君主高度集權,這就是黃宗羲批評的後代君主:「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變成「以君為主,天下為客」了(明夷待訪錄)。
前一時期的君主,有「禪讓」的傳統,到需要的時候,尋找賢能來繼位(仍然不是民選),進入後一時期,君主就「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明夷.原君)了。
前一時期之君主,黃宗羲認為「唐、虞之世,人人能讓」,不限定甚麼人才能做的,許由、務光那樣賢能的人會出現的,「非絕塵也」。許由、務光是賢能而不願做君主的人,黃宗羲為甚麼提到他們,又強調總會有人呢?
那是因為他看到那時的君主,不但要做到放棄自己的利、害,先考慮大眾的利、害,(「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人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而且這樣的領袖,一定很辛勞,「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所以黃宗羲實在擔心這樣的人不易找,但他又相信一定會有。
在今天來看,原始社會時生活還簡單,結合起來的社會群體也較小,一個賢能的人來做領袖,要求他公平地考慮各方面的利與害,比較容易做到。不過這樣賢能而甘於辛勞的人仍然不容易找到。那時留下來的傳統(實踐經驗)仍然只有由上而下去找能人,沒聽說過有哪一個自己出來說,如果大家選我,我就來擔當這個職位。社會實踐中小圈子的推選或許會有,但大範圍的普遍選舉就從來沒有提出過、出現過。因此也不會提出如何選舉、選民資格、任期、監督、待遇等等問題。就是說,禪讓時期沒有法子留下可以產生民主契約一類的思想與實踐經驗。
如果要有普遍的民選,那麼對選民自然也應有一定的要求。至少要求他們也懂得考慮大眾的利害而不是只強調小眾、個人的利害,這些標準用來衡量被選舉者,同樣也應該用來要求於選舉者的。「神州盡堯舜」,選民都能像舜堯一樣思考問題,才能作好選民。
這一切,在「禪讓」時代看來都沒有觸及,沒有產生。
當社會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需要有強力的統治的時候,集權的君主就出現了。他們對自己的高度利己行為,也就「始而漸焉,久而安焉」了。這兩句諷刺性的話,也是黃宗羲說的。
於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也就只好在這個框框中討論問題,能夠提出民貴君輕,也就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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