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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友朋
傳記難寫皆因人性叵測多變，加上傳記作者的主觀愛好，要「判斷」公允，真是談何容易，此外，在闡述過程「加鹽加醋」，難免如美國史學名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於《甚麼是歷史？》（What is History？）所指出的：闡釋的過程必將產生「荒誕的謬誤」。述奇有餘，實錄不足，乃評論人物的通病，即使名家，亦常有不察。
近讀《夏志清文學評論集》（聯合文學）感受殊深。夏教授學術地位崇然，雄霸文學批評重鎮，真正的一言九鼎，他在《曹禺訪哥大紀實──兼評〈北京人〉》一文，提供了不少「文人相輕」的場面，他論老舍，有這麼一段：「老舍自殺，給人家說成烈士。其實『解放』之後，他一直是個歌功頌德的媚共作家，比郭沫若好不了多少。老舍吃虧在非黨員，成名前在英國教中文，勝利後跑了一趟美國，誤為紅衛兵所鬥。假如未遭鬥爭，他也會像郭沫若一樣，大拍江青娘娘的馬屁的。反正人生如戲，當丑角多編些謊話，又有甚麼關係？」如此推斷的「想當然」，這樣「抓住要點，淡化其餘」不危險嗎？
魯迅於《且介亭雜文二集》有一段談及陶淵明，指詩人「悠然見南山」的灑脫飄逸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剛怒目式；他更快人快語地謂：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裡，尊為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
魯迅——戰士？詩人？
魯迅自己的形象又如何？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有則生動的例子；魯迅不是一個單面的人，忽而愛人，忽而憎人，有時為己，有時為人。正是由於魯迅性格的複雜性，這就導致了魯迅形象的多樣性。茅盾於二十年代後期寫的《魯迅論》裡，就試圖回答「魯迅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這個問題。他摘錄了三篇有特點的魯迅印象記，一篇是小學生馬玨的；一篇是曙天女士的；一篇是大學教授陳源的。這三個人的魯迅印象可說是南轅北轍，茅盾如此總結：
在小學生看來，魯迅是意外地不漂亮，不活潑，又老又呆板；在一位女士看來，魯迅是意外地並不「沉悶而勇猛」，愛說笑話，然則自己不笑；在一位大學教授看來，魯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官僚，不是久已成為可厭的代名詞麼？
除了茅盾，還有李長之在《魯迅批判》中，認為魯迅不夠一個思想家，只是一個戰士，因為他沒有哲學的頭腦，沒有理論上建設的能力；魯迅是一個詩人。他在靈魂的深處，儘管粗疏、枯燥、荒涼、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然而，這一切無礙於他是一個永久的詩人，和一個時代的戰士。李長之的《魯迅批判》出版十五年之後，一九五○年，他認為有許多不妥，自己寫了一篇《〈魯迅批判〉的自我批判》，否定了自己的許多觀點（詳情可參考伍杰、王鴻雁編的《李長之書評》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姜德明的《書味集》提到的魯迅軼事，其中亦多扮演著「戰士」的角色。要為魯迅定位，看來並不容易；趙白生說：「平民化」的魯迅、「分裂」的魯迅、「呆板」的魯迅、「滑稽」的魯迅、「官僚」的魯迅、「老孩子」的魯迅、「詩人」的魯迅，全被「戰士」的魯迅打跑了。
「我走自己的路」，行嗎？
「想像」太容易了，可是，若其成份不是建基於堅實的文獻，如書信、日記、回憶錄等，便不容易站得住腳；光靠修辭的點綴，徒增其虛假。個人的印象式批評，尤其「一句定江山」式的武斷，即使德高望重的高手，亦令人難以接受。好像《李澤厚近年答問錄》內收《關於「玩學問」》一章，李澤厚與陳明的對談，李說：做學問如同做大生意一樣，需要有膽有識。有的人是有膽無識，像劉曉波，膽子是很大，但沒有見識，只能張狂於一時，過後灰飛煙滅。有的人是有識無膽，因此能搞出一些小學問，這個比有膽無識還是要好一些。有的人是無膽無識，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陳寅恪，就是有膽有識。但我認為陳寅恪不如王國維，錢鍾書不如陳寅恪。……我不知道李澤厚是如何比較出來的，王國維、陳寅恪、錢鍾書三位大師級的書，他真的全讀通了？他們的學養，李澤厚全都掌握並了然於胸？否則如何比較？再說，三人的學術、專業、研究亦不盡相同，類別迥異，比較又從何入手？一錘定音，憑「我走自己的路」──行得通嗎？這類比較票選，從來都是吃力不討好。先前，一個經一百二十萬網友推崇的十名國學大師從五十位候選人中產生。「十大國學大師」按得票高低分別是：王國維、錢鍾書、胡適、魯迅、梁啟超、蔡元培、章太炎、陳寅恪、郭沫若和馮友蘭。王國維居十大之首便引來很大的爭議。
天下文章一大偷
我年紀愈大，多看兩本書，對人性的善變複雜，益發覺得迷惘。學問高低，天秤在哪裡？蘇友貞《禁錮在德黑蘭的洛麗塔》內收《張愛玲怕誰？》一文，提到張愛玲對西方通俗小說的興趣反而高過經典之作，更常——無忌諱地讀所謂的垃圾文學。在一封寫給宋淇的信中，張愛玲提到《半生緣》其實是根據美國作家馬昆德（John Marquand）的《普漢先生》（H.P.Pulham,Esquire）一書所改寫。蘇友貞指以上發現沒有受到太多注意，這疏漏未知是否和馬昆德在西方文壇的地位有關；也許有人不太能面對張愛玲居然會取材於一個不入流的美國作家的事實。
蘇友貞說得好：其實就算《普漢先生》只是一部垃圾文學，它也能提供一個研究張愛玲如何化腐朽為神奇的契機。張愛玲素以借用其他文學作品中的「細節」著稱，但她的《半生緣》不但在細節上大量地借用了《普漢先生》，更出乎尋常地全本沿用了該書的基本情節與人物。蘇友貞深得逆向思考的精髓，她說《半生緣》許多她喜愛的段落，竟都不是張愛玲的原創。失望之情自是難免。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張愛玲可以把這些來自一部英文小說裡的句子，毫無痕𤂌地鋪陳在她絕對是中國情調的小說中，反而該是她才情的另一個注腳了。要我多說一句，那就是天下文章一大偷，偷得好，就是藝術。
這世上，哪來這麼多原創？能點鐵成金，化腐朽為神奇，偷得好已可晉身名師，指東點西，面不紅氣不喘的登高一呼：當今文壇，只剩我這枝神筆矣！當然，閣下慾火焚身，要看一些下三濫的色情小說，我會原諒你暫時失卻高潔冰清的靈魂，正如我丟了門匙，我會歌頌「開鎖佬」多過謳歌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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