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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田 資深評論員
民意調查在西方久已是社會科學主流之一，四五十年前進入香港，但主要是市場研究，應用於商品和企業策略，尤其是零售業。二十年前我大力將民意調查應用於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課題的調查，可謂開風氣之先。那時一個最大質疑是怎麼訪問四五百人便可以「代表」全港幾百萬人的民意，另一個疑問是準不準，和現實出來的結果合不合。
這次台灣選舉，又說民意調查不準，不可靠，不可信，沒用。其實這是一種西學「東方概念化」，按東方的概念要求西學，一旦不符東方化的要求，即說是民意調查「不準、不可靠，不可信，沒用」，把民意調查這西學全盤否定。
所謂按東方的概念要求西學，第一是要求民意調查有東方式的機械性準確度，絕對而固定；第二要以這個機械性準確度作為人預先知道未來事實的標準，合時神聖化，不合時妖魔化。這種簡單的黑白臉二分法，是典型的東方思維。
民意調查是以統計學的理論抽樣，結果是「近似值」（approximation），準確度是在統計學範圍內，而且要無限次重複才會接近「客觀真實現象」的結果。東方概念的第一是要求，民意調查做不到。民意調查做不到東方式的機械性準確度，第一是因為以抽樣代替全體，有空間差距，所以必有誤差；第二是因為以過去經驗推測未來，人永不能預知將來；第三是因為田野調查和「客觀真實現象」有時間差距，「客觀真實現象」在變動，不可能給凝固成明確、準確的真實；第四是因為「客觀真實現象」和文字之間、「客觀真實現象」和數字之間、文字和數字之間必有（人類無從計量的）差距。
所以，民意調查測「不準」是正常和必然，測準是偶然。民意調查的結果是一個範圍內的「近似值」（approximation）。個人經驗和眾人的總體社會結果，必是不合多於合。東方概念第二要求以機械性準確度作為人預先知道未來事實的標準，是緣木求魚。把合乎預期的神聖化，不合乎預期的妖魔化，是東方社會的小農和游牧心態和思維，不是現代理性社會的心態和思維。
民意調查和現代科學，一如民主和法治，是近代才傳入中國的，香港在現代化和現代性方面是中國的先行者，因而取世界最前列的經濟管治成就，但香港的專業和官員精英只學分科專業的皮毛應用，並未深入分科專業的文化內涵，以及分科專業和社會大眾的關係。他們對於分科專業一直都是在狹小嚴密僵硬的考試制度塑造出來的，以高度合模的方法和性格在層層競爭中上到機構的高位，幾乎已清洗淨盡對時代和社會的現實現象的敏感度，和社會大眾隔了幾層。
西方的專業專家，以至整個知識界千百年習以為常面對社會、歷史和文化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香港的專業和官員精英，從來未遇上，不必理會。孫中山在香港讀書時的十九世紀，情況或沒有那麼狹窄嚴密僵硬機械，二十世紀下半葉，香港的精英教育體制，是在英人之下，精英埋首於以專科專業為內容的「具香港特色的科舉」，只學「課程化」的專科專業，沒有學習西方專科專業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背境，純從專科專業到專科專業，以專科專業為起點和終點，把專科專業當作獨立自主、自足和自動運作的工具，脫離社會、歷史和文化的「干擾」。香港學到應用性的「西用」，局部真正做到中國內地做不到的「中體西用」。
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主政行使公權力和各級操作政府機器的專業和官員精英，卻要面對東方社會接受西學的問題。他們除了要了解西方的專科專業專家的來源和來歷，克服什麼社會、歷史和文化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還必須了解專科專業專家東來中國和香港會遇上什麼社會、歷史和文化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以至東西方文化、社會和歷史交鋒下，會產生什麼「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現在香港的專業和官員精英，和社會大眾相隔離，但同樣困在這幾層卡來卡去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之中。（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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