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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編》中法文對照本
■顧 農
魯迅的《故事新編》在道地的歷史題材中分明插入了不少現代色彩十分濃厚的人物、情節和語言，例如《補天》中的「小丈夫」、《理水》中「文化山」上諸學者的議論紛紛以及《出關》中的「優待老作家，提拔新作家」之類。魯迅寫這些顯然意在對現實直接有所諷喻，不大合於歷史小說的規範；但又很難說魯迅不該這麼寫，於是就有人說，魯迅這種手法是前無古人的，是一種創造。
但魯迅自己談到《故事新編》的這一特色時，從不自詡為什麼創造，反說其中有些「油滑之處」（《故事新編．序言》）。魯迅從來沒有把《故事新編》看成是學院派意義上的歷史小說，只是謙虛地說，這些不過是「神話，傳說和史實的演義」（《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這種寫法，大約吸收了日本的芥川龍之介、法國的法朗士等外國歷史小說家的手法——這兩位都能把古今打通了說話，使讀者得到多方面的啟示；但魯迅接受得更多的恐怕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的優秀傳統，如果我們十分注意「演義」二字，便不難悟出魯迅那種援古入今的「油滑」寫法在中國是於古有之的。
中國小說史上的什麼「演義」，都不是嚴格的歷史主義的作品，其中往往或多或少地滲進了作者所處時代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感情，只不過由於古代社會發展比較緩慢，歷史與現實的反差不大，因此不那麼醒目罷了；那些演義小說中往往「又雜諢詞，以博笑噱」，而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吳承恩的《西遊記》。這部神魔小說也正是神話、傳說和歷史的演義。玄奘取經是史有其事的，有關取經的民間故事、傳說以及連新帶舊的種種神話，大約在唐代已很豐富，宋元以降更加踵事增華，像越滾越大的雪球；話本和雜劇將這些記錄下來，又有新的發展。吳承恩依據前人逐步積累起來的極其豐富的資料來創作《西遊記》，不僅是下了一番綜合整理的功夫，而且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徹底的加工改造，幾乎是重新鑄造，因此能全改舊觀。《西遊記》明顯的特色之一，是常常有輕妙的諷刺揶揄，將明朝當時的種種弊端巧妙地熔鑄進去。舉凡皇帝的昏庸佞道、權貴的專橫納賄、細民的猥瑣自私……無不盡收筆底，附著於種種神魔以至佛祖身上，筆調輕鬆有趣，使讀者時時忍俊不禁。吳承恩以這樣涉筆成趣的方式在神魔小說中直接反映現實是完全自覺的，他明明白白地說過自己的小說《禹鼎志》「不專明鬼，時紀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西遊記》也正是如此。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明之神魔小說．中》裡用一句話總結《西遊記》的這一特色道：「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加以鋪張描寫」。以當時世態寫入神話、傳說和史實的演義中——吳承恩的「油滑」，豈非正為魯迅導夫先路？
曾經有人指出，中國古典戲劇中的丑角插科打渾，往往離開劇情規定的歷史背景，聯繫現實，作一些諷刺的滑稽的發揮，從而產生強烈的「間離效果」；魯迅創作《故事新編》從此中得到了啟發。這自然是很可能的。事實上遠自古老的俳優，近至若干年前侯寶林等相聲演員反串的《蕭何月下追韓信》、《三不願意》，都很講究「間離效果」，但是考慮到魯迅除少年時代看過不少社戲以外，對戲劇一般來說並不特別熟悉，而他從少年時代起就熟讀過《西遊記》（魯迅的祖父認為《西遊記》是最佳的啟蒙讀物，提倡小孩子先讀這部小說），此後又為研究此書下過很大的功夫，有深刻的見解，《西遊記》又確有熔古入今的特色，因此恐怕不妨可以認為，他在創作《故事新編》時更多更直接地受到了吳承恩《西遊記》的啟發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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