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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瑞萍
知識分子都是很窮的。
雖然古往今來文人們一直以「安貧樂道」自視清高，不過說到底，「安」或「不安」只不過是價值取向，窮困清貧才是總也逃不過的現實。當維持生存的基本溫飽成為橫亙在理想之路上不可逾越的巨石之時，有幾人能守著筆墨紙硯畫餅充飢？孔子在《論語》中再三教育弟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也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荀子《堯問》中借周公之口說道：「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捨貴而為賤，捨富而為貧，捨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可惜，這些當下聽來也頗有教誨意義的至理名言，並不能改變人們面對生活壓力時的決斷。先賢聖哲們餘音繞樑尚未絕於耳，已經有弟子來大聲駁斥了。史載李斯就面辭其師荀子曰：「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 他的意思就是老老實實承認現實，要知識分子記得順乎人情天理，先飲食無憂了再兼濟天下。後來文人便學乖了，不肯去假清高。即便如最憂國憂民、「醉裡眉攢萬國愁」的杜甫，在《空囊》詩中尚戲曰：「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時時惦記著不肯過一分錢沒有的窮日子，好歹要留一錢讓心裡暖和——阿堵物這東西，還是少不得的啊！
文人想賺錢，最拿手的自然就是賣文。下可為對聯狀紙，上可作墓誌碑文，不單單是風雅不息，至少也可以免卻斯文掃地學孔乙己去練那月黑風高時的「穿牆異術」。其中這濡毫換貝得來的碑誌文字，固然有時可以補史之缺，但終究有許多不可以盡信為實。死者家屬多希望借助於大手筆來歌功頌德、光宗耀祖，而執筆之人為了能從死者家屬手中得到豐厚的「潤筆費」，也盡量褒美掩惡，粉飾其詞，這就是舊時所謂的「諛墓」。從東漢碑文大家蔡邕起即是如此。他的碑文流傳至今的有幾十篇，他自己也說：「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愧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
古文大家韓愈才高當世，也是「諛墓」的箇中高手。《文章精義》中屢屢讚道：「退之諸墓誌，一人一樣，絕妙。」「退之志樊紹述，其文似樊紹述，志子厚，其文似子厚。春蠶作繭，見物即成性，極巧。」劉禹錫在《祭韓愈文》中說他「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攢金如山」。不過，韓愈這一字千金的「潤筆」，比起他誠心接待的文人劉乂來，也就如河伯見北海，終不免有泥牛入海、望洋興歎之慨。韓愈愛才而又樂於薦賢，當年牛僧孺赴京參加進士考試，考前「先以所業謁韓愈，皇甫堤」，他們一致認為「斯高文」。為了盡快地提高牛僧孺的聲譽，二人訪其居，故意讓他外出，然後「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堤同訪，不遇』」。辦法有效，「翌日，輦轂名士咸觀焉」，牛僧孺之名「由是赫然矣」。劉乂能歌詩，聞韓愈接天下士，也前去投靠。後來偶然和人發生爭執，辯不過也就罷了，此君雖一介窮儒卻是極狂狷不羈的性格，一時惱羞成怒便要決絕而去。走也就走了罷，他卻還順便「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 想那韓愈白白招待他多日，最後被人強取家財不說，還落了個「諛墓」的罵名。回頭想再尋時，劉乂已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卻哪裡尋得著！
賠了夫人又折兵的韓愈，可能也就懊惱幾日。有許多無名的文人，全家都仰仗著這些許違心得來的「稿費」。對他們而言，索債才是真正的不堪其苦。杜甫詩中寫道：「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荊扉深蔓草，土銼冷疏煙。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如果這唯一的求生之技尚不得售，以甘守寒素而有天下之志的文人們要到哪裡再尋一條出路？怪不得袁中道要感歎：「早知窮欲死，恨不曲如鉤！」
如今的文人之道仍不免此途。身邊有很多友人為了求學謀生，不得不業餘去做一些寫字的工作。自己頗內疚於「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的命運不說，辛苦一番費心寫來一些非己所好的文字，卻還常常落個書都上市了，稿費卻「從此音塵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煙」的下場。在乎麼？不在乎麼？頂多只能想發洩時，揀無人處高唱一曲「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浮沉隨浪，只記今朝」而已。
唉，知識分子向來都是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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