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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上海新聞中心實習記者 王曉潔
人們已經習慣了各種各樣的招聘信息，這一條乍一看來也沒有什麼不同：4月10日—5月15日，樂宜組織面向全社會招聘志願者。而樂宜絕不是一個普通的組織，它涉及了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 —— 男性性工作者。
在不少人的眼中，男性性工作者意味著丟人、不勞而獲、性病、愛滋病、包養等等不體面的字眼。而他們恰恰是樂宜關注的人群。樂宜是中國首家關注男性性工作者的NGO（Non Goverment Orginzations），為男性性工作者提供醫療、心理諮詢與法律援助。2004年，Tony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向香港樂施會申請了贊助，當年11月就在上海創辦了樂宜機構。他們的出發點是「提高男性性工作者在工作中的職業安全，減少愛滋病對男性性工作者的威脅」。
生活困難 長相一般
「很多人對男性性工作者的設想都是帥氣，有錢，被富婆包養。但是實際上，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為自己的生計發愁。」Tony特別強調，男性性工作者其實也是一個弱勢群體，「他們大都從很窮困的地方來，而且並不都是長相漂亮的人。」
北京紀安德諮詢中心曾經開展過針對男性性工作者的愛滋病宣傳和安全套的推廣以及行為干預，負責人郭雅琦告訴記者，「收入高的男性性工作者也不一定有多好的生活條件，他們的花銷很大。」男性做這一行要花大價錢購買性藥品，還要買不少衣服、化妝品打扮自己，招徠顧客。
記者電話採訪了一個來自內蒙古、現居北京的男性性工作者。當記者問他為什麼願意冒健康的風險做這行時，他說「有些人花天酒地，但是自己卻很苦」，他覺得「不公平」。至於職業風險，他說「沒有付出怎麼有回報啊？」「反正也活不了多少年」。談起現在的生活，他說自己「非常悲觀」。
貧窮加劇疾病危險
Tony說，和許多「小姐」一樣，大部分男性性工作者都過著很一般的生活，收入高的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不過深圳是個例外，「在深圳，很多男性性工作者都被『富婆』包養，甚至有人能賺一套房子。」性社會學者方剛這樣告訴記者。
男性性工作者的貧窮加劇了愛滋病、性病傳播的威脅。Tony解釋道，其實大多數男性性工作者都知道戴安全套可以預防性病、愛滋病，但是當客人答應他們不戴可以多給錢時，他們就願意冒大險去換小錢。記者試著撥通了北京另一個男性性工作者的電話，他說平時自己都戴安全套，但當記者追問不戴套的底線時，他回答：「多給200塊錢吧」。
地下性產業合法化之爭
當談及男性性工作者及其涉及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時，我們都很難逃避地下性產業的合法化問題。中國法律明令禁止各類性交易，而現實的情況卻是性交易屢禁不止，因此現在有不少人認為，面臨愛滋病蔓延的嚴重威脅，政府對性產業的管理必須公開化、合法化。
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楊紹剛律師則表示，中國政府雖然行事低調，但實際上對地下性產業的態度卻是日趨開明，「原來公安人員查案的時候總是把安全套作為犯案證據」，楊律師說，「但是今年，政府已經下發文件要求在沐浴場所安放安全套。」他指的是今年2月，衛生部會同商務部組織制定並公佈了《沐浴場所衛生規範》（徵求意見稿）。《規範》要求，會所、桑拿中心、賓館、酒店、娛樂城中的沐浴場所內必須放置安全套或設置安全套發售設施。
無論社會上對於性產業合法化存在著多少分歧，勿庸置疑的是，中國尤其是上海正面臨嚴重的愛滋病威脅。2006年上海新報告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600多例，比2005年的數字高出近70%，對性產業採取合理、可行的引導措施迫在眉睫。
令人欣慰的是，4月9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愛滋病預防控制中心發佈了《中國男男性行為人群愛滋病防治規劃（2007-2010年）》並在社會各界廣泛徵求意見，這說明政府已經開始正視男性性工作者的問題——儘管這個規劃仍未明確將為女性服務的男性性工作者包括在內。
男性性工作者≠同性戀
很多人對男性性工作者存在誤解，認為他們大多是同性戀，是MB（在男同性戀者的圈子中，MB代表Money Boy，主要指的是以男同性戀者為服務對象的男妓）。但是實際上，他們當中還是異性戀佔大多數，只是他們大都為雙性服務。
「沒辦法，女性的客源畢竟有限。」方剛告訴記者，「由於同性戀群體不被主流社會所接受，選擇戀愛與生活夥伴更加困難，一些同性戀者會選擇去找性工作者解決自己的生理需求。」郭雅琦說，他們曾經做過相關的調查研究，估計在MB中，異性戀佔總數的75-80%。Tony認為，異性戀男性之所以甘願服務於同性戀男性，「還是因為經濟原因。」不過，至於為雙性服務的男性性工作者所佔全部男性性工作者的比例目前還沒有任何統計。
80％女客來自香港
在男性性工作者中，有必要區分只為男性服務的男性性工作者（也叫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的縮寫）、只為女性服務的性工作者（簡稱MSW，men who have sex with women）和為兩者服務的性工作者。這其中也存在著地區差異，在北京和上海以及其他大部分的中國城市，男性性工作者會為雙性服務；但深圳則存在著不少專門為女性服務的男性性工作者，因為那裡有著足夠的女客源。據方剛田野調查得出的結論，那裡80％的女客源來自香港。
同時，值得關注的一個現象的是，不少男性性工作者都有自己的妻子和女朋友，他們的妻子和女朋友很可能同時也是性工作者；而且有些為男性服務的異性戀男性性工作者還會向女性性工作者買性，這就大大增加了性病、愛滋病的傳播機率。
提供醫療法律援助
「願意打電話進來的人，我們都會陪他們聊，想聊多久都可以。」Tony說男性性工作者承受著道德、法律的多重壓力，很需要傾訴。
樂宜的最重要的日常工作是介入男性性工作者群體，做外展宣傳、組織培訓、座談，普及性病、愛滋病的預防常識。和樂宜建立聯繫的男性性工作者們都很信任樂宜，樂宜對他們的個人信息是絕對保密的。
提供醫療方面的諮詢、服務也是樂宜工作中的重頭戲。樂宜與上海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合作，對男性性工作者進行免費的愛滋病、性病藥物檢測，發現問題後會帶他們去醫院。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安慰，因為許多人不敢去正規的大醫院，害怕遭到醫生的冷臉，不少人去私營醫院，往往被騙得花了天價也看不好病。
提供法律援助是樂宜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內容。男性性工作者會遇到一些特殊的問題，比如遭到客人的強姦、虐待、敲詐勒索等等，但他們往往不敢報案，認為報案等於自投羅網。在不少人的眼中，他們如果真遇到了什麼麻煩也是「活該」。但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楊紹剛律師認為，只有報案才是他們明智的選擇，在實際辦案中，公安機關對於處在受害者位置的性工作者通常會從寬處理。
目前樂宜的志願者共有20多名，其中近一半人自己就是男性性工作者，他們對自己的同行進行「同伴教育」，效果會好一些。至於招聘的條件，Tony說，最重要是能夠平等地對待男性性工作者，「平等不僅是口頭上的不歧視，也需要心理的不歧視。」
政府需要NGO
雖然中國法律明令禁止各類性交易，但是對於民間組織針對性工作者開展的各種預防愛滋病的常識普及活動，政府卻都沒有干預。據知情人事透露，上海市疾控中心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做過相關的調查、研究以及外展宣傳，但他們在媒體面前表現低調。
楊紹剛律師透露，香港的紫籐社（為女性性工作者提供醫療、法律等多項義務服務的NGO）曾經試圖在上海註冊分支機構都沒有成功，而樂宜，這個服務對象更加邊緣的NGO卻成功了，「可能是因為樂宜所服務的對象是更敏感的群體吧。」楊律師這樣分析，「也許是因為政府不願直接出面管理，就希望有一個民間的機構能夠做這件事情。」
目前，全國各大城市實際上都有非政府組織在開展關心男性性工作者職業安全的活動，比如北京的紀安德諮詢中心、紅絲帶之家和重慶的彩虹熱線，但它們都不是專門針對男性性工作者的組織。致力於愛滋病防治研究的著名學者、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性健康中心教授張北川教授說，像樂宜這樣專門針對男性性工作者的NGO在全球來講也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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