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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載言
修讀電影或對電影研究有興趣之士,絕不可能沒有看過、聽過由已故電影才子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 1915 -1985)自編自導自演的《大國民》(Citizen Kane, 1941)。即使,當時的電影還未有色彩,威爾斯獨特的拍攝手法、編劇、敘事技巧、音效應用以至燈光等,打破黑色電影悶局之餘,至今仍成為電影教材及最佳應用範例。
雖然,在現實情況裡,威爾斯那種超凡的實驗性與創作意慾,並未令到他能成功超越《大國民》所建立的崇高地位,使他電影生涯的高峰與終結,亦停留於這套《大國民》。香港電影資料館將於6月8日至24日,舉辦威爾斯的電影回顧展,除了播放如《大國民》、《歷劫奇花》(Touch of Evil)及改編自卡夫卡作品的《審判》(The Trial)等9套主要作品外,還有與德國慕尼黑電影博物館合作的「大師全貌」系列放映。
寥寥二千字絕不能夠詳述威爾斯對電影創作之深遠影響,但視之為展前熱身,本文就以分析《大國民》片中的幾個特殊敘述、構圖及音效手法,希望能令讀者更深入去了解這位鬱鬱不得志的電影鬼才的「異能」。
觀眾變身時空旅人
《大國民》的故事,講述一位出版界大亨查理斯肯恩(Charles Foster Kane)的一生。
故事開端也就是結尾,以經典的「玫瑰蓓蕾」作為一切謎團的引子。威爾斯以大量的閃回手法(flashback),在以打亂時序來增加電影的戲劇性之餘,亦在無意之間打開了那扇區分「故事」與「情節」的大門,使人們在這敘事時空及排序之間看到兩者間的差別。
威爾斯表示,以這種多重倒敘「情節」的方法去表達「故事」,有效為觀眾提供不同敘事角度,大大增加對肯恩一生大小事情的觀點與向度。正因如此,觀眾在欣賞《大》之時,不自覺地被吸進一個時空大旋渦——電影的結構遊走於肯恩一生的不同段落,卻沒有受到時間進程及跨度的束綁,像與觀眾一起投身這個時空解謎之旅。我們只被動的觀摩肯恩人生的每個「點」,要連起這些點的「線」莫明地交由觀眾自行處理,這種看似散亂無章的架構,後來極受電影評論家的讚賞。
回說一點有關由肯恩身邊各人事件的倒敘手法。據研究家分析數據顯示,由《大》的影片開端至結尾,肯恩生平大事閃回敘述的時間分配份量並不一致,威爾斯是否在有意無意之間欲言又止,令觀眾不得不追看到最後還要自行重組整件事的前因後果,豎立以當時來說大膽創新絕無僅有的「大拼圖」結構,或在後現代理論所說的「曼陀羅」萬花筒擴散效果。
畫面裡權力對峙
除了敘事手法前衛,威爾斯在處理鏡頭、聲音配合下所產生的距離感,以當時電影製作水平來說的確是另一大突破。威爾斯在《大》處理角色間的距離關係相當巧妙,足以憑此畫面上的觀感為觀眾帶出人與人之間的情勢變化。
舉例說,片中一幕在肯恩年幼之時,母親無故承受了一筆遺產,從此就改變了他的一生。那場戲內,威爾斯利用單一場景(屋內),主構圖在畫面母親掌權的一方(畫面右面最具佔領性),母親為了確保肯恩不被其野蠻父親所影響,決定簽紙與他脫離母子關係送他往別處升學。
無能父親在畫面上(呆站左方)被母親身後的「牆」分隔,無力地「自成一國」;畫面中央的窗戶,讓我們看到天真的小肯恩在屋外玩耍(中間位置但最遠離觀眾)。從這個場面的調度、架構及透明的空間切割,觀眾能解讀到母親的決意(主控)、父親的權力隔離(旁觀)以及小肯恩被夾在兩人之間,展現出他對自身的命運那天真的疏離與無力感(被控)。
由此我們可感受到這種多層次的畫面,能減少剪接的必要,不單能以較順滑的流程去表達,更確切帶出其中角色的角力。
聲音 質感 距離
另一個威爾斯的強項,就是在聲音及聲效上的處理。由於他曾演(嚴格來說是聲演)廣播劇,以致他對聲音的處理方法特別有經驗。雖然威爾斯連番強調,在電影聲音技巧上屢創「新招」,但落在電影研究者眼(耳)裡,卻把他的創意評為「將廣播劇技巧引進電影」。
客觀來說這評論只是說對了一半。廣播劇中的聲效處理,使得聽眾透過大氣和耳鼓建立畫面,但聲音力度與強弱反差用於電影之上,即可達到將空間感增益之效,而最能有效配合這種功能就是畫外音(off screen)的使用:對話中加入回音想像到空曠、逐漸推大的汽笛聲代表火車逼近、音源的力度及強弱所製造出的飄蕩或壓迫等,即使觀眾眼看的畫面與耳朵所聽到的並不一致,以威爾斯就巧妙地利用感官的配合,在擴闊空間之餘亦不用轉場或剪接。
不少評論家認為:音樂及音效破壞了電影。但相信威爾斯以自身的廣播劇經驗,明白到音樂與音效的「質感」,能有效地在對白、燈光及場面調度處理以外,帶出氣氛及情感:片中肯恩與首任妻子由邂逅到婚姻觸礁,流麗的華爾茲音樂到尖刺扭曲的弦樂,到最後情感不能挽回的無聲,力證出音樂與聲效在電影空間擴張與表達情感實在不可或缺。
聲音的發出與接受,當然有其「呼應」的功能,單單以聲音強弱與清晰度,亦能代表角色間的關係:亢奮的高頻、憔悴的低沉、清澈與模糊代表著接收程度,在《大》一片內成為音效博覽的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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