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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誠龍
翻讀古卷，年號是讓人摸不著北的迷宮。時間本來是一條清晰的線性鏈索，加上個年號，便弄得雲山霧罩，恍然不知今夕何夕，大明五年，至和六年，嘉祐八年……，你弄不清是何年何月。年號把時間搞混了，搞得一塌糊塗，但皇帝們特別喜歡，自漢武帝始設建元年號，後世皇帝個個依樣畫葫蘆，各種東西可能改，年號卻一直如太歲之頭，動土不得。袁世凱過了八十三天的皇帝癮，福祚短得如闌尾，年號卻不能省，末代皇帝溥儀偏居「滿洲國」，小國寡皇，龍袍都穿不上，年號一點也不含糊，「誆得」一隅江山，便稱「康得」。
皇帝的年號情結，也許是自戀作怪吧。只要坐上了烏位，便都十分自許，不論蠢笨如晉惠帝，還是雄略如清康熙，都自我感覺特佳，總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因為開國皇帝每朝只有一位，開天闢地之大功其他皇帝撈不著，那就只好開闢「新紀元」，換個皇帝就換年號，恐怕就因為「新紀元」三字特來勁特提神罷。康熙年間，德國人湯若望以「國際慣例」來幫中國改革曆法，以便與「國際接軌」，湯氏勞心勞力編制了《時憲曆》，結果被處以死刑，罪名是逆謀造反，天下姓私，不是公家的，你要用西曆，這當然是謀反了。「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術」，因此，這國際軌道硬是沒接上。
年號是「皇家大業」，舉凡軍政安危、社稷存亡、皇家氣數、福祚短長，乃至安床生龍子、出行宜嫁娶之類的東西，都含在這個年號裡頭，似乎年號擬對了，就萬事大吉，年號不對，則諸事不宜。
宋神宗登基，年號熙寧，這本來好好的，他卻要折騰，不久搞了一次年號徵集活動，把它作為「政治任務」，敕令文武百官鴻儒博士為皇朝擬年號，上千上萬的年號紛至沓來，經「評審團」評選，獻上了三個：平成，美成，元亨。平成之平，既有平常平庸，也有和平太平之意啊，成字也挺好的，成功成績成就，寄託自然深遠，但仁宗不用，因為「成」字不好，「成」字帶「戈」，大宋被西夏黨項等蠻夷戎狄搞得夠嗆，看見戈矛膽都破了。「美成」好聽，卻拆字來看，更要不得，美者，羊犬也，連羊犬都負「戈」來了，大宋不是「天要滅曹」了？草木皆兵，羊犬成士，不把人嚇死？那就「元亨」吧，宋神宗看到「元亨」，臉色都變了，「亨」字下面是「了」字，「了」字不加「一」橫，不是無「子」嗎？這不是叫神宗斷子絕孫嗎？香火都斷了，哪來的皇朝氣數？趕緊改為「元豐」。
年號就這樣盡是玄機，帶累吉凶，隱含著皇家福禍密碼，皇帝們就都舉全國之力盡全國之智來做這個「文字遊戲」。宋仁宗登位之初，是個乳臭未乾的臭小子，其母劉后垂簾聽政，擬了一個大吉大利的絕佳年號：天聖。還有比這兩字更好的嗎？意思是好得不得了的，獻上年號的文臣自鳴得意，仁宗當然也就笑納了，然而不久，仁宗不高興了，天者，二人也，天聖，豈不是二個聖人啊，難怪劉太后玉臀一坐就在金殿上坐了十年。
宋英宗登基，年號「治平」，也是大不吉，沖犯了本朝的火德，以致兩宮不和，皇上早夭，年號既關乎人際好壞，又關乎人命生死，太玄了。兩宋中對年號特別敏感的是宋徽宗，先是擬年號為崇寧，表明對王安石熙寧變法的支持與敬慕，但被蔡京壞了大事，蔡京是大奸臣，但當時是寵臣，亦是大書法家，曾被徽宗皇帝請去題寫「年號錢」，蔡相爺為讓書法好看，他逸筆草草，把崇字之「山」字與「宗」字一筆連寫，「寧」字中間的「心」字忘了沒寫，大宋江山因此壞了，此錢流行，見者皆驚：有意破宗，無心甯國。大宋因此四面皆兵，無以寧日，縱有岳飛輩天天念叨「還我河山」，江山卻不完整了。
徽宗便嚷嚷要改年號，改為「大觀」，「大觀」沒觀到大成績大吉利，卻有彗星掃過北宋「歷史的天空」，急急改為政和，政通人和，真是祥瑞，但徽宗聽了術士蠱惑，把政和改為重和，意謂和而又和，當是「和平」的「和諧」社會，不料有大臣不久提出異議，說契丹曾有「重熙」年號，煌煌大宋豈能與蕞爾小國同類？便改「重和」為「宣和」，這下該大吉大利了吧，於是「宣和宣和」地叫得很響，但細心人看出了大不祥：「宣」字與「宋」字一個寶蓋頭，而「木」字換成了「鋛」字，鋛者，一旦也，宣和的意思竟是：一旦宋亡。北宋雖然江山是「賀蘭山缺」，至少，在徽宗時並沒亡於一旦，那麼宣和究竟是何吉凶？隔了數年，北宋兩位皇帝被金人擄去，一邊廂宋欽宗並沒免職，一邊廂趙構卻已登基，拆字先生終於解出了這個不祥年號的奧義：宣字，乃一家兩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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