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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羊璧
再來追索商人形象在古代的演化。
鄭國商人弦高的形象是善於應變，而且為國家作了貢獻；呂不韋這個大商人的形象是善於作投資，可以很長線的投資，投資於政壇，扶助起一個國君。
弦高的形象最正面，而呂不韋的形象更令人深思：商人的力量可以發揮到這地步。其實，如果說中國有官商合一，官商勾結的大問題，那麼，應該說，從呂不韋時就開始了。掌握政治權力就可以掌握巨大財富。以後歷代都有人在這樣做，不過方式不一定是扶植一個君王就是了。
再來看看商鞅眼中的商人。
商鞅扶助秦孝公以「力田」、「勸戰」的國策，使秦國強盛起來。在那個歷史時期，生產力低，農業是社會生產的重心，商鞅抓住這個重心，大力發展，取得了秦國強大的成果，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在《商君書》中，我們又可以看到，他在提倡農業的時候，又常常把商人作為對立面。在他的言論中，商人很壞事，不利農業發展。
《商君書》裡面，強調「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就是說，大家不輕視農業，國家的基礎就安固了。這是從正面肯定農業的重要性。接下去，他有一段論述，見《墾令第二》，強調要做到「商無得糴，農無得糶」。「糴」是買進糧食，「糶」是賣出糧食。這兩個字的左上角，一是「入」，一是「出」，就是這不同的意思。商鞅認為應該做到商人沒有法子從農民手中買到糧食，農民沒有法子賣糧食給商人，做到這一步，就好了，可以迫使連商人也想去從事農業。那麼，「商欲農，則草必墾矣」。商人也想從事農業的話，許多荒地都會開墾起來了。
我們現在習慣了自由市場的作用，認為如果商人到處去收購米，特別是高價收購，不管他收購後賣到哪裡去，反正一定刺激起農業，因為有出路，就會有人多種植。這是「商」的作用。但是商鞅那時候不是這樣看。他認為應該使一國之中，人人去務農，連商人也去務農。這應該是因為那時的生產水平非常低，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最要緊是使更多的人去投入農業生產。否則，農業生產不足，這個國家根本就強不起來。讓商人買去別處賣更不應該。
因此，在《商君書》，不止一處，提出種種方法迫人去務農。包括對糧食抽重重的關稅，使商人的風險大了，不敢做這生意了。（「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則草必墾矣」）。
在戰國時期，秦國的情況如此，因此商鞅提出這樣「力田」的理論，而且在實踐中得到成功。這有他的實際情況。但是，這樣把「商」的作用完全否定，把商人的形象完全確定為破壞生產的形象，這卻是片面的。
奇怪的是以後社會生產力發展了，漢代以後，仍然一代代地強調商人的負面形象，認為「商」只是把貨物買來賣去賺錢，看不到這種「貨」的作用可以促進生產。在中國歷史上，這個觀念太牢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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