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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蔡 瑛
近日，讀石興澤先生著的《學林風景——傅斯年與他同時代的人》，其中一則舊事頗令筆者唏噓不已：
1940年，中央研究院擬設立民族研究所，院長朱家驊通過總幹事傅斯年請李方桂擔任所長。李方桂堅辭不就，不耐煩地對傅斯年說：「我認為，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聽後不惱，躬身作了一個長揖，邊退邊說：「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作為20世紀前半葉卓有影響的歷史學家、教育家，傅斯年（1896-1950）長期執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並曾擔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台灣大學校長等職，其「炮轟」孔祥熙、宋子文之舉，尤為大家所熟知。李方桂（1902-1987），被譽為「非漢語語言學之父」。自1929年，他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研究員，1948年被遴選為院士。對印第安語言、侗台（壯侗）語族語言、漢語與藏語等，他有精湛的學術貢獻。
李方桂口吐「狂言」時，年方三十有八，但已是學行並茂的學者。他以「一個不可多得的領導人才」，來釐定傅斯年的事功，堪為允當之言，因為傅斯年「能讓你做你所想做的事」。就擔任所長一事，他們寥寥幾語，折射出學人的風度與風骨。
謝絕官職，不僅源自李方桂清逸的氣質——「一不拜官，二不見記者」，更出自所長一類的職位，對學海泛舟的學者而言，要承擔相當多的行政事務，於自己的學術研究大有折損。學術，被他們視作安身立命之所。從最低層次而言，擔任行政之職，並不能得到額外的益處與便利。以官位炫耀於世者，恐遭學人病詬與騰笑，倒是那些專心問學者，能贏得嘉許，獲得職業顏面。總之，顯形的、潛形的規則，制衡著學林的生態，如果學人在學術世界中不依學術而憑非學術性力量，獲得尊嚴，其生存空間、精神操練，也就可想而知了。
李方桂將人才如此分為三等，當然有可議之處。他當著總幹事兼所長傅斯年的面而言，算得上佛頭著糞吧。他出言不「遜」，想得出他對傅斯年的氣度，有十足的把握。而傅斯年果然不以其為忤，反而自嘲為「三等人才」，又可見其胸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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