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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西行圖
■孔祥軍
玄奘自西域回到京城後一直潛心於譯經工作，然而太宗的一道敕文卻打破了他的寧靜生活：
「令：翻老子五千文為梵言，以遣西域。」（《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
敕文短促明晰，語氣堅決，表現出皇權不可撼動的嚴肅。對此，玄奘表面上立刻「召諸黃巾，述其玄奧。領疊詞旨，方為翻述。」請道家先將《道德經》的微言大義闡發清楚，從而據此翻譯，作出了一副盡心盡力的樣子。繼而對道家派出的兩位學者蔡晃、成英百般刁難，「老談玄理，微附佛言」。又對《道德經》頗有意見：「老但五千，論無文解。自余千卷，多是醫方」，竟將道家文獻一筆抹殺。最後又以《道德經》「其言鄙陋，將恐西聞異國，有愧鄉邦」為口實，將皇旨就此推脫。
實際上唐太宗和玄奘的較量早已開始，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在顛沛流離十六年後重回到長安，此時太宗駕臨東都，暫將他安排在京城小剎弘福寺，「獨守館宇，坐鎮清閒」，並未有來自官方的體面迎接，極大的挫削了玄奘的銳氣。太宗寵道抑釋的態度是一貫而明確的，貞觀十一年二月曾專門發佈《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三《道釋》），詔書提出兩點來為道家打氣，一方面是東土正宗，另一方面老子也是大唐李姓的遙祖，凌駕於釋氏之上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其實另有一層詔書隱去未提，即北方佛教慣有參與政治的傳統，是一股不可小視的勢力，北魏、北周兩次滅佛運動的根本原因即在此。然而，當玄奘自西域載譽而歸時，情況發生了變化，作為英明的帝王，不可能不考慮到玄奘以及玄奘所崇信的佛教在西域的政治影響，況且隨玄奘來到長安的不單單是天竺聖經，還有大批的外國使節。玄奘求法歸國的政治外交意義迅速凸顯出來。如何因勢利導地加以利用，讓世民皇帝頗費腦筋。故而，皇帝親迎的場景只在小說《西遊記》中出現，當日的玄奘是頗為沮喪的。
太宗原本希望用梵文版的《道德經》來作為大唐天邦派送給西域諸國的宣傳讀物，藉以弘揚中土文化為本位的道家思想，是具有文化征服意味的深謀遠慮。通梵文者大有人在，不一定非得玄奘出面翻譯，這實際上是太宗想借玄奘在西土化外的聲名為其所用罷了。可惜，玄奘洞悉了皇上的心思，固守住無形的名譽資源，絲毫沒有鬆動的可能。作為佛教弟子，當然不可能做「為道家嫁衣裳」的事情，況且玄奘的聲名是歷經千辛萬苦得來的，豈可假人？
若是事情到此即止，便很難說玄奘有多高明了。在玄奘凜然抗旨後，居然主動出擊，上表呈請太宗為佛經做序。玄奘看得很清楚，「弘贊之極，勿尚帝王，開化流布，自古為重。」這回是玄奘借用皇帝的聲名來推廣本教了，這使太宗很難拒絕，形勢陡然翻轉，反被動為主動，不愧為絕世高僧。
出於政治和宣傳的考慮，太宗皇帝無奈妥協，援筆撰成《大唐三藏聖教序》。御筆作序，極大地提高了釋教地位，玄奘頻上謝表，感激涕零。然而太宗在兩次回覆中都口口聲聲地申明「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性不讀經」，以曲折地表達立場，間接地告誡玄奘不要張揚過份。據《玄奘傳》，此年冬十月前，太宗下詔度天下僧尼，這份詔書被完整地保持下來（收入《全唐文》卷五），「宜令度人為僧尼，總數以三千為限」，太宗通過此詔，將僧眾收束成極為微小的群體，人能弘法，非法弘人，人之云亡，釋教殄瘁，這實際上是某種變相的毀佛舉措。史籍難覓此舉的執行情況，而玄奘對此的反應是上表提出要退休還鄉以示某種抗爭，太宗很快回覆，明確加以拒絕。揣度其意，一旦其下放民間是否會在下層民眾中造成區域性的影響，很難料知，領導者是不會在此類的問題中甘願冒險的，還是請你老人家老老實實地從事譯經這樣的穩妥工作吧。
個人的抗爭能力終究是有限的，在憂鬱和憤懣之中，玄奘未極高壽，便於麟德元年含恨遷化了，其時太宗早已仙遊，二人「戰爭」似乎不復存在。然而入土並未即安，唐高宗又以「苕然白塔，燈燭帝城」為借口，掘其屍骨改葬樊川，至此方休。此後釋教在則天女皇的嬌寵下，翻然翱翔，不可復止，而玄宗繼位後又奉行乃祖打壓為主的思路，直到唐武宗會昌滅佛，皇權才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從此中國佛教逐漸走上了遠離政治的另一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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