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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
李國濤
最近山西紀念傅山誕辰400周年，開討論會，出有關傅山著作。我在此時讀了白謙慎先生《傅山的交往和應酬》。該書資料豐富，寫得也有趣，主要是談傅山的「應酬」性的畫作，其實也是遺民們當時的社會處境。我就也想到其他的遺民和一般的知識分子與官場。
明末清初的「遺民」問題是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它實際上突出了讀書人的社會處境，說明他們必須「應酬」於世，必須與官員交接。湊巧我讀到當時南北兩位大遺民大學者，在晚年為他們自己的孫子寫的托孤信，更有此感受。
南方的是黃宗羲。1680年，也就是康熙十九年，黃宗羲71歲。他寫信與朝中高官徐乾學，比之為宋代大儒范仲淹，繼而說到：「又小孫黃蜀，余姚縣童生，稍有文筆。王公祖歲總科考，求閣下預留一札致之，希名案末。」這也就是說，孫子要考秀才，他請徐乾學給主考官一信，使小孫子榜上有名。差不多同時，康熙二十三年，北方大儒傅山，在兒子傅眉死後，沒過幾個月他自己也死去。他自知將死，死前上書朝廷大員魏象樞托孤，信中云「兩孫孱少，內外眷屬無可緩急者……（請求您）使此兩孱少得安田畝間……」同時還給李振藻一信云：「愚父子怛焉長逝，特以兩孫為托。孱弱無依，窮鳥不能不投長者之懷也。」這些信就寫得十分哀淒動人，眷念弱孫，以托長者庇護。而且托孤之信，同時都附上傅山自己珍藏一生、不願示人的最得意的書法作品，以表敬意。
它說明，遺老、賢士，不管多麼清高孤傲，但是那種態度和處世方法，用於一時可以，也就是說，以刀兵相見，義旗招展的時候可以。但清政權穩定後，十年八年，三十年二十年以後呢？遺民也要生活。全家活，子孫活，柴米油鹽、住家耕地，官司稅務，你免不了就要托人辦，或討一個公道公平。比如傅山家中來了一位親戚，打秋遷，猝死於秋遷架下。有人告，你要洗去罪名。這時你就要托人求情。找什麼人？找平民窮光蛋行麼？不行。你就少不了要找紳士，最好是官員，大官更好。要找人，臨時抱佛腳行嗎？也不行。就要先拉關係，也就是「應酬」；對許多人，由應酬而生友誼，也是有的。因為官員中也有一代大儒、一代文人，他們也想與遺民相接。所以，應酬是少不了的。
傅山與山西當地官、商的關係非比一般，贈書法，看字畫，贈詩贈文，許多都是「應酬」。黃宗羲不寫字，但寫文章「諛墓」，也是少不得的。一個以畫賣錢，一個以文賣錢。他們也要生活！實際上，康熙一朝開始不久，所謂明末遺民也就只以不在清朝做官為底線。子孫要科舉，子孫要做官，自己交接官員，都是可以的。顧炎武在跋《石道人別傳》（作者為傅山好友戴廷栻）一文中說：「行藏兩途，人生一大節目……一失身百事瓦裂，戒之戒之。」所謂行、藏，就是當官與不當官，也即最後底線。所謂遺民，此後也就只此而已。你不能不「應酬」於世。
上面說到的徐乾學，就是一個例子，不但黃宗羲找他，而且遺民傅山與他也有關係。而徐乾學正是大儒顧炎武的外甥。說來也巧，徐乾學同顧、黃、傅都有關係，從徐乾學身上可以體會到到遺民們不得不應酬這樣的人，甚至不單是應酬。徐乾學弟兄三人都在清朝順治末年到康熙初年分別考為狀元和探花，每個人都居高官。而這三位裡，尤其是徐乾學，在當地地方上，近於惡霸。當時朝中上下，議論頗多。可是誰不想依靠他呢？顧炎武有這麼三個外甥，才得以辭掉「博學鴻辭」的應試。並且也因此，他晚年居無定所，暢遊黃河南北，每到一處都有地方官員接待。這與他的這一門親戚大有關係。當然，必須說明，顧炎武的成就和文名，在海內早已確立，有點文化的官員還想巴結他，借他的光為自己增色呢。（黃宗羲、傅山也是如此）於是黃宗羲這樣的高人也向徐乾學請托人情。傅山呢？也與徐乾學有關係，當然很可能是「應酬」。徐乾學在為傅山的友人劉體仁的書寫序時曾說：「穎川劉公勇先生，天下駿雄秀傑士也。……經太原特訪傅青主於松莊，坐牛屋下對賦詩移日，其高尚如此。」如果與傅山素無往來，他能這樣說嗎？
傅山研究專家白謙慎說得很俏皮：「在這裡，賦的什麼詩，賦得好不好並不重要，只要能和傅山一起在牛屋下賦詩移日，在清初便已經是『高尚如此』了！」傅山談及那些官員，也就難免有些過頭的好話。黃宗羲後來也是稱清為「國朝」，稱康熙為「聖天子」，與當年大大不同了。顧炎武經濟情況好像好一點，不必多求人，但每到一地，對官員們說幾句好話，怕也是難免的。明清的恩仇和界線，在遺民身上和心裡，也慢慢淡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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