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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國森
近年香港的中學教育改革措施，越來越反對背書，大抵認為能夠獨立思考、客觀分析，比起「死記」大量資料更具有在現實生活中的致用價值。這個新穎思維絕對與傳統概念背道而馳，對此我很難同意。以國文科為例，假如語文教育理論家能夠到香港各大學的中文系做個普查，了解教授講師對小孩子背書的意見，很大可能會發現本地大學老師絕大多數會認為多背誦經典詩文是提高語文水平的不二法門。
其他課目亦復如此，數學科有大量常用公式要記熟，否則即場推演會很費勁，除非像現時許多考試提供公式給考生依樣葫蘆，甚至《九因歌》亦非背熟不可。歷史、地理等所謂文科固然有許多專有名詞要記熟；理科亦不例外，如物理學的定律定理，化學的元素周期表、份子結構，生物學的各種系統等亦然；商科社科的各種概念、定義等都無例外。
記熟最基本的資料，方才談得上運用、比較和分析，沒有準確信息作後盾的「獨立思考」必然會流於空虛。常言道：「學以致用」，不學或學而後記不住，又何以致用？
國學大師季羨林教授認為：「一個小孩兒起碼要背二百首詩，五十篇古文，這是最起碼的要求了。」以此衡量，我在中學時大抵能完成這個最起碼的要求。但是經歷各種課程改革、評核改革、考試改革之後，香港的中學生日後還可以做得到嗎？教育當局先來一招「求學不是求分數」，再來一招公開考試不再考選定範文內容，國文老師還可以怎樣規範學生做到如季老提出的最起碼要求？
教育改革家可能不大清楚傳統國文教育要求小孩兒背詩文的用意，舊日私墊老師也未必能說出過所以然，但是過去的老師尊師重道，他們親歷自己老師的教誨，覺得國文教育理應如此而不會隨便質疑行之有效的老辦法。現代人太講理性，反而失去直覺宏觀的視覺，自己一時想不透的事，便容易輕率地否定。
背書的過程一般要先看原詩文幾次，再讀給自己聽，或者聆聽他人誦讀，然後記在腦中，再不看原文而重新覆述，直至無錯為止。中間經歷讀、聽、講的不同步驟，重複訓練，怎能說沒有用處？我們無從得知大力反對背書的專家自己有沒有在小孩兒時期背了二百首詩、五十篇古文；若無，則要了解一下他們的寫作水平，與背過二百首詩、五十篇古文的人有沒有重大的分別。這樣才可以得出多一點客觀的比較。
不讀不背經典古詩文的結果，必會是跟近來許多中國學生出外留學一般的尷尬，當他們跟外國朋友聊天時候，或會發現外國朋友比自己更認識中國文化，自己則不讀詩書、不識孔孟、不知漢唐。
背書是好是壞、有益無益，最終還是取決於選取了甚麼材料。既然教育專家的祖輩、父輩，甚至自己都背了二百首詩、五十篇古文或更多。如果沒有很好的理由，或者這理由沒有貼題的證據，還是不要輕率說「背書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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