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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余地生前在自己的書房裡。 （網絡圖片）
蓮 子
十月四日凌晨，三十歲的湖北籍詩人余地在昆明家中割喉身亡，他留下了重病的妻子和一對未滿百天的雙胞兒子。這些年，詩人自殺的消息像一枚小小的炸彈，在平靜的水面激起了層層漣漪，海子臥軌，戈麥沉湖，顧城自戮……余地割喉，詩人遠去了，留下的詩作佈滿了傷痕。無意於渲染，中國詩人正經歷著痛苦的轉型。
回到自殺現場
得到消息的當日夜晚，我約了朋友雲，趕到他位於城西的家中。我們三個人，坐在陰冷的客廳裡，談論著余地，他的人、生活、孩子、詩及其它。後來，我問自己，為什麼要回到自殺現場——或許是因為我需要一個現場來直面人生，我需要了解真相，需要一個空間來與生死對話。
走進余地的家，簡潔的沙發、床、桌椅，沒有電視，牆上掛著一幅巨大的觀音布幅畫像；小小的書房裡除了一台老式電腦，四壁都是書、地上也堆著書，書堆最上面，放著一本書《自殺的故事》，我翻了幾頁，是一本外國小說集，桌上還有些字跡凌亂的文稿。
余地的遺孀夢茹說，遺體於五日火化，骨灰已經跟父親回到家鄉湖北宜都；自殺前沒有遺書、遺言，只是在當夜曾打過電話，請朋友幫忙整理文稿。「孩子還好嗎？」夢茹答：「還好，跟著我父母在老家山東生活。」「對未來有什麼打算？」「……」「余地從報社辭職後，靠什麼生活？」「在家專心寫作，靠稿費生活。」「夠嗎？」「基本上可以。」
對於余地妻子患重病的傳言，在我們的追問下，夢茹欲言又止：「我得的是遺傳性肺癌，去年三月就檢查出來了，但年底，我們還是結了婚……我冒著生命危險分娩，曾昏迷了六小時……」聽到這個消息，我和雲的心更沉了。
雲小心冀冀地問：「他是吃藥、還是？」「不，沒有……是用菜刀，割斷了動脈，連喉管都割斷了……」她說得不很連貫：「當天夜裡我在衛生間洗澡，二十多分鐘後，我出來，發現他坐在沙發上，地上全是血，已經沒有脈了……他是學醫的……」心有餘悸的她接著說：「那個沙發已經扔掉了。」
夢茹執意要送我們出來，腳步緩慢，分手時，我握了她的手，溫涼的。
生前熱衷描述死亡
余地是我的詩友，平時聯繫不多，我們曾在一起討論詩歌。他不時有詩作發表，他曾從事過自己厭惡的工作，然後掙扎、反抗、出走，從湖北宜都來到昆明已經十多年了；他曾經當過記者、編輯，然後，辭職在家裡專心寫作。後來，聽說他娶了一個不錯的妻子，有了安定的生活，卻依然沒有放棄寫作。最後，卻傳來了他自殺身亡的消息。
據了解，在余地留下的詩文中，曾多次地描述過死亡，例如他在自己的詩性隨筆遺作《內心：幽暗的花園》中曾寫道：「那些被看成是多餘的人，他們是幸福的，因為他們已經不再重要。沒有比活著更重要的事了，他們現在可以重新思考這句話的含義。走在熱鬧的人群之中，我永遠是一個多餘的人。」
詩人的困境
海德格爾曾說過：「要詩意地棲居大地。」但如今，在經濟大潮的衝擊下，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還有多少人在讀詩呢？再加上詩歌本來就是寫給少數人讀的，詩人不得不面臨著市場萎縮與陣地喪失的境地。詩歌似乎正在被邊緣化了，詩人們紛紛轉行做新聞人、廣告人，紛紛改寫小說、劇本。沒有了福利房和公費醫療，年輕人要為房子、孩子而奔忙，詩人又能倖免？而報刊的副刊版面一減再減，可憐的稿費入不敷出，曾有人吼出了「餓死詩人」的呼號。
在快節奏、重效益的生活中，人們都喜歡從喜劇中找到詼諧與輕鬆，所以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熱賣，所以爆笑電影《瘋狂的石頭》叫座。相比之下，高雅的詩歌確實有些不合時宜，人們都在抱怨讀詩太累了、太沉重了，或是根本讀不懂詩。
但詩歌依然在影響並改變著人們，我就是其一。十二年前，二十歲的我成了一個鐵路工人，面對鐵軌、火車頭與大山，詩歌成了唯一的表達與安慰，八年後，我帶著一摞發表過的詩作轉型做了新聞。我身邊的很多朋友都經歷了從詩人到職業撰稿人的艱難轉型，而他們成功的共同之處在於能以一顆詩人的情懷去觀察、記錄生活。
每個人都在奔忙，誰也無暇顧及旁人的痛苦，就這樣，我的朋友、青年詩人余地不留一點余地的以最疼痛的方式與世辭別了，心痛之餘願他安息。 （本報雲南辦事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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