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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書中，可看到作者治學之精之嚴。 照片由作者提供
黃仲鳴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在報上專欄連續寫了幾篇簡介馬幼垣《中國小說史集稿》的文字。沒想到，馬幼垣時在香港大學執教，看了後，特寫一信相約面談。就這樣得與馬老師相交。十多年來，見面時少，神交卻深，承他餽贈力作《水滸論衡》、《水滸人物之最》等書；讀之除欽佩其治學之精外，還敬其治學之嚴，足為學子效法。
相見之初，馬老師即說，在研究《水滸》之前，他只專注於一些二三流的小說，改治《水滸》這類一流小說，是他任教夏威夷大學時，一位同事在閒談中的相勸。馬老師聽了，遂下決心，按興趣之所向，選了《水滸》為專攻目標。由八十年代伊始，於今已逾二十年了，得《水滸論衡》、《水滸二論》、《水滸人物之最》、《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四書。考訂詳盡，論說謹嚴，確是功力非凡。
近日在書肆得睹北京三聯書店將其《水滸論衡》、《水滸二論》重排簡體字出版，這對內地讀者來說，有幸得睹馬老師二十載的心血結晶，確是「德政」。
三聯版序中，馬老師詳述了他研究《水滸》的前因後果。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他的治學作風，他說：「研究不可能一步到位，甫開始便事事看得清楚準確。我治學從善如流，並不固執，任何初發表時以為十分得意的見解，若遇到充分反證，都樂意修正，甚至放棄，而不會像不少紅學家的樣子，不管新出來的證據多有力，自己先前講過的話卻一定對，不惜窮一輩子之力去維護。」
研究學問，不論是什麼課題，最重要的還是「武器」。這「武器」，就是資料。馬老師有個治學的「恆常自我要求」：「天下尚存的主要一手資料（即罕本等原始資料）早晚得全部集中在手邊，近百年用中英日法文發表的研究報告（即二手資料），不管在世界哪一個角落出版，都要有終能悉數用原版配齊（不用海盜貨和隨意翻印之物，更絕不看無法保證準確的翻譯品）的可能。」這種擇「真」而固執的精神，有多少學人能夠做到？
寫到這裡，令我想起一個故事。有位治香港文學史的大陸學者，在皇皇巨著中曾提及某一部絕版之書。閒談中向其商借複印一份，以解我心癢。彼竟說：「甚麼書？」細寫紙上，他呵呵大笑：「我也沒看過！」沒有看過？竟寫出洋洋千言來評說？他坦率道：「二手資料！我是從二手資料中看回來的。」
我不禁愕然，繼而齒冷，再繼而脫帽致敬，致敬他的快人快語。這位專家，真的可以做個「剖心朋友」。不過，他的作風，我絕不屑為。多少年來，出入圖書館，出入舊書坊，所尋的就是第一手資料。因此，自識馬老師，他的治學作風，著實影響我很大。他的水滸四書，除昭示他的研究成果外，那研究精神，更應發揚，俾垂範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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